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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开本／640×960毫米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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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35½ 插页2 字数57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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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数 1-5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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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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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 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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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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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先生，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4月6日出生于天津。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4年考取第六届清华中美庚款留美公费生，1945年赴美。1946至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英国及西欧史博士课程，通过口试，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48—196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1963—1987年）、美国鄂宛加州大学（1987—1990年）。1966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75至19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2012年6月7日，在美国加州家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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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先生自幼在“亲老家衰”的自我压力下，发奋读书，力争上游。博士毕业后，即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其关于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专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60年代末，何先生的研究兴趣转入中国农业的起源，并进而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化的起源上。《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何先生在深思熟虑后，决然投入先秦思想史领域，选择“攻坚”，研究中国思想史中最关键的基本课题，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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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先生一生治学，从不做“第二等”的题目，向来“扎硬寨，打死仗”，视野宏阔，博征史料，而著述则精要严谨，下笔必有建树，且数十年坚韧不拔，孜孜不倦，故成就卓著，贡献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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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密切，晚年拟将毕生著述加以修订，交付中华书局，以“何炳棣著作集”之名，系列出版。其主要学术著作，多用英文写作与首次发表，其中部分已被译为中文，皆应收入“著作集”中；未译为中文的，待译成后再行收入。而晚年有关思想史方面的系列论文，为何先生一生学术的“画龙点睛”之作，则均以中文写成，编为《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收入“著作集”中。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何炳棣先生未能完成全部修订工作，更未能亲见“何炳棣著作集”的出版。好在，学术可以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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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编辑部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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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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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一章 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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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基础：村落定居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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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人本主义文化的发祥地是华北黄土高原与毗邻平原的地区。产生这人本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是自始即能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为正确了解这一基本史实，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中外相关多学科的一个共同错觉：原始农耕一般都是“游耕制”[1]。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假定，而且是以某类地区特殊的历史经验硬行作为普遍历史经验的大胆假定。他们共同的理由是：原始农夫不懂施肥，而土地的肥力因耕作而递减，在当时土旷人稀的条件下，农人随时都得实行休耕，并同时非开辟新耕地不可。他们认为开辟新耕地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砍伐及焚烧地面上的植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砍烧法”，也就是“游耕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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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讨论黄土物理及化学性能与农作方式关系的，是20世纪初美国地质学家和中亚考古发掘者庞波里（Raphael Pumpelly）。针对着世界最大、最典型的黄土区，也就是华北黄土区，他曾作以下的观察和综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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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黄土）的肥力似乎是无穷无竭。这种性能，正如著名德国地质学家李希特浩芬（Ferdinand Richthofen）所指明，一是由于它的深度和土质的均匀；一是由于土层中累年堆积、业已腐烂了的植物残体，雨后通过毛细管作用，将土壤中的各种矿物质吸引到地面；一是由于从（亚欧大陆）内地风沙不时仍在形成新的堆积。它“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的性能可从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带，几千年来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年复一年地种植。正是在这类土壤之上，稠密的人口往往继续不断地生长到它强大支持生命能力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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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1960年代末即怀疑游耕制说真能应用于中国黄土地带。为谨慎计，我于1970年夏天在电话中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举世公认的大麦源流的权威伊利诺州立大学哈兰（Jack R. Harlan）教授，根据他对华北古自然环境、各种农作物起源及地理分布的专识，再就比较原始农耕的观点，坦白地对华北最早耕作方式作一臆测。他毫不迟疑地作了以下的答复：（1）华北地区最早的耕作方式绝不是一般所谓的砍烧法或游耕制，因为经典的游耕制一般需要每年实耕八倍的土地：换言之，土地耕作一年之后要休耕七年之久，肥力才能恢复。（2）华北远古农夫大概最多需要每年实耕三倍的土地，内中有些可以一年耕作两年休耕，有些可以连续两年耕作一年休耕，性能较好的黄土可以连年耕作而不需要休耕。（3）砍烧法或游耕制一般限于热带及多雨地带，这类地区农业的枢纽问题是肥力递减，而黄土地区农业的枢纽问题不是肥力递减而是如何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应该强调的是，哈兰所提的第三点是他个人独有的论断，不是一般考古、人类、历史、经济学家们所能洞悉的。听他讲完之后，我才告诉他以上的臆测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述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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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天后，我把哈兰上述几点推断在电话中向毕都（George W. Beadle）博士（1958年诺贝尔奖得主、分子生物学家、芝加哥大学将退休的校长）作一简报，并说明中国古代文献确是反映出一个最多三年的轮耕周期，内中的确包括不须休耕、三年中休耕一年或两年的土地，但第一年清理平整了的土地照例不马上播种，要到次年才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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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都博士立即作了科学解释：由于初垦土地地表杂草等野生植物虽已经人工清除，土块虽已经翻掘平整，但土壤内仍有大量植物残体没有腐烂，如立即播种收获一定很少。这是因为土壤中植物残体在逐步腐烂过程中所生的氮素，极大部分都被土壤中多种微生物所吸取，种籽所能得到的氮素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第一年仅仅维持地面的平整而不立即播种，第二年开始播种的时候，土壤中原有的植物残体已经彻底变成了富氮的腐质，此时微生物不但不再吸取氮素，并且放出大量的氮素来滋养种籽，因此第二年的单位产量必然很高。他笑着说他本是以小麦、牛肉著名的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农夫”，深明此中道理。他相信聪明的远古华北农夫从实际观察和经验中很自然地就会实施第一年平整土地暂缓播种的耕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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