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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1960年代末即怀疑游耕制说真能应用于中国黄土地带。为谨慎计，我于1970年夏天在电话中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举世公认的大麦源流的权威伊利诺州立大学哈兰（Jack R. Harlan）教授，根据他对华北古自然环境、各种农作物起源及地理分布的专识，再就比较原始农耕的观点，坦白地对华北最早耕作方式作一臆测。他毫不迟疑地作了以下的答复：（1）华北地区最早的耕作方式绝不是一般所谓的砍烧法或游耕制，因为经典的游耕制一般需要每年实耕八倍的土地：换言之，土地耕作一年之后要休耕七年之久，肥力才能恢复。（2）华北远古农夫大概最多需要每年实耕三倍的土地，内中有些可以一年耕作两年休耕，有些可以连续两年耕作一年休耕，性能较好的黄土可以连年耕作而不需要休耕。（3）砍烧法或游耕制一般限于热带及多雨地带，这类地区农业的枢纽问题是肥力递减，而黄土地区农业的枢纽问题不是肥力递减而是如何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应该强调的是，哈兰所提的第三点是他个人独有的论断，不是一般考古、人类、历史、经济学家们所能洞悉的。听他讲完之后，我才告诉他以上的臆测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述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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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天后，我把哈兰上述几点推断在电话中向毕都（George W. Beadle）博士（1958年诺贝尔奖得主、分子生物学家、芝加哥大学将退休的校长）作一简报，并说明中国古代文献确是反映出一个最多三年的轮耕周期，内中的确包括不须休耕、三年中休耕一年或两年的土地，但第一年清理平整了的土地照例不马上播种，要到次年才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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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都博士立即作了科学解释：由于初垦土地地表杂草等野生植物虽已经人工清除，土块虽已经翻掘平整，但土壤内仍有大量植物残体没有腐烂，如立即播种收获一定很少。这是因为土壤中植物残体在逐步腐烂过程中所生的氮素，极大部分都被土壤中多种微生物所吸取，种籽所能得到的氮素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第一年仅仅维持地面的平整而不立即播种，第二年开始播种的时候，土壤中原有的植物残体已经彻底变成了富氮的腐质，此时微生物不但不再吸取氮素，并且放出大量的氮素来滋养种籽，因此第二年的单位产量必然很高。他笑着说他本是以小麦、牛肉著名的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农夫”，深明此中道理。他相信聪明的远古华北农夫从实际观察和经验中很自然地就会实施第一年平整土地暂缓播种的耕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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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原理重建华北最早的农耕方式必须与我国古代文献互相印证。古籍中所言耕作方式必须从“菑”、“新”、“畬”三个专词意涵中去寻索。《尔雅·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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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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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清楚地说明一、二、三岁的田各有其专名，专名合起来就已反映出一个三年轮流休耕制。此三词中“新”和“畬”比较易解：“新田者，耕之二岁强墟刚土渐成柔壤……畬者，田和柔也。”[4]需要详释的是第一年的“菑”。“菑”的音和义都含有“杀”意。《尚书·大诰》“厥父菑”，孔颖达《正义》：“……谓杀草，故治田一岁曰菑，言其始杀草也。”《诗经·小雅·大田》郑玄注：“反草曰菑。”《尔雅·释地》郭璞注：“今江东呼初耕地反草为菑。”“菑”的主要意义是使土壤中所有的植物残体化为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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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菑”是第一年待耕而未耕之田之义，在《尚书》及《诗经》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尚书·大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明明指出“菑”在播先。《诗经·周颂·臣工》：“如何新畬？於皇来牟。”极其明显，小麦大麦只种在第二年的新田和第三年的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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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礼》也有两处述及周代授田通则。《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地官司徒·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两种概述稍有不同。后者上中下三等授田正额虽同是百亩，但莱（备休耕轮作之地）的授予原则仍与前者同样反映一个最多三年周期的轮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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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训诂互证密合有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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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合理地解释华夏文明起源的三个事实，即何以距今7000多年前一些早期新石器文化聚落的农业生产已达远较想象为高的水平[5]；何以渭水下游南岸与终南山麓间多条小河沿岸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文化聚落遗址——类皆具有房屋、窖穴、陶窑、墓地等组成部分——分布能如此密集；何以只有在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可能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家（氏、宗）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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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氏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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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最主要的制度因素是氏族组织[6]，最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制度和信仰本是一事的两面，二者间存在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关系。事实上，人类学理论也认为只有将二者一起研究才能收相得益彰之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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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分布最广、延续最久、文化堆积最厚、已发现遗址最多。内中保存最好的是西安附近的半坡和临潼姜寨等聚落遗址。对这类型聚落布局的中心意义，资深考古学家苏秉琦有代表性的看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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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姜寨那种环壕大型居址，其中以大房子为中心，小房子在其周围所体现的氏族团结向心的精神，以及居址之外有排列较整齐的氏族墓地……说明氏族制度发展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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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聚落布局中最能反映宗教信仰的是墓葬方式。诚如著名《西安半坡》专刊撰者石兴邦所综述，在已经系统发掘的仰韶遗址中，一般成人尸体有条不紊的排列方式反映每个家族或个人在氏族中最后都有应占的归宿和位置。尸体大都头向西方或西北方。墓葬方向可以认为是“祖先崇拜和灵魂信仰的表现之一”，因为“墓葬方向的选择和决定，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相当严肃而慎重的”[9]。数量上次于仰身葬的二次葬似乎也反映当时的信仰：要等到血肉腐朽尸骨正式埋葬之后，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小孩死后一般都举行所谓的“瓮棺葬”，这类陶瓮通常都放在居住区，不葬在墓地：瓮顶留一小圆孔以供灵魂出入，继续承受母亲关爱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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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仰韶精神文化研究有多方面突破性的诠释。首先，半坡彩陶中最重要的鱼纹饰已不能再像1960年代那样释为图腾了。因为半坡和姜寨文化上确有血肉的联系，两处彩陶中共有鱼、蛙、鸟、鹿多种动物纹饰；此外，两处遗址都发现大量多样的捕鱼工具，说明鱼是当时人们经常的美食。这些都与图腾理论冲突。比较合理的新解释是：鱼，特别是抽象的双鱼，是女阴崇拜的表现；而姜寨那种体内充满卵子的蛙的图案，也是象征生殖能力的崇拜[10]。早在1946年，闻一多先生在遇难前数月撰就的《说鱼》一文里已经阐发鱼在中国古代文学里一向是“匹偶”、“情侣”的隐语，因为“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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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能力的崇拜完成了祖先崇拜必具的三个时式：过去、现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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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早期45号墓发现三组以蚌壳摆塑的图案。古文字和天文史家冯时具有说服力地说明第一组墓主人两旁的龙虎图案是后来发展完成的二十八宿“四陆”中的“二陆”——苍龙和白虎；墓主尸体下边移入的两根胫骨代表“北斗”。墓形反映当时已有天圆地方的说法。总之，第一组蚌壳图案可以认为是二十八宿宇宙观的滥觞[12]。张光直先生提出第三组图案中的龙虎鹿正符合《道藏》中保存下来的原始道士的“三蹻”——巫师骑乘上天下地与鬼神交通的媒介；并认为这样早的巫觋宗教（或称萨满教Shamanism）证据，“对世界原始宗教史的研究上有无匹的重要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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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坡45号墓中惊人的天文知识和具有高度魔术幻想力巫觋宗教的结合，强有力地说明该墓的主人已不是平常的氏族长，甚至也不仅是张先生认为的巫师，而是一部落酋长般的人物了。夏代的建立者大禹不就是以“巫步”闻名于后世、三代权位最高的“王”还不一直兼有大巫或大司祭的职能吗？西水坡的“三蹻”也正说明半坡、姜寨同期文化里亦有巫觋的存在。那种由圆形黑白（阴阳）人面向头顶、两耳、两颊外射的五条或三条三角形鱼饰的神秘图案，还不是巫师的有力证据吗？半坡、姜寨相隔50公里，而半坡陶器上的字符却出现于150公里外合阳莘野村的同期仰韶文化遗址。这样长的宗教、文化交流半径似乎在说明这已不仅是氏族间，而是部落间的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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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人民虽然崇拜多种自然神祇，但由于聚落布局中居住区和墓地同是组成部分，生者累世相信不时可获逝者灵魂的佑护，而逝者又需要生者不时祭荐，祖先崇拜很可能在整个宗教信仰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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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仰韶、下启三代的龙山时代（大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出现了一系列多姿多采的区域性文化。它们在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发展虽各有各自的特色和步伐，而且华夏中原地区的文化在此时期并非处处领先，但各文化间千年之久的双向吸收和反馈却使它们大致朝向同一方向演进：祖先的神灵随着部落的扩展渐渐变成部族至高的保护神：政治权威和等级社会的出现加速了氏族制度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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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显示龙山时代多方面演变的是玉器群和礼器群。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年）的大本营远在浙西太湖以南，其玉器群最有代表性。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即已有象征军事统辖权的玉钺和宗教重器玉琮的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玉制神兽、神鸟、兽面或兽身的“神人”和“神徽”。这些“神人兽面纹的普及和规范化，说明在其通行的地域内，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原始信仰，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对至高无上的神人的崇拜，实际上是从信仰意识方面，统治者起到了维护独尊地位的作用”[14]。稍后辽西红山文化中也具有地域特色的玉器群，再稍迟山东海岱区系的玉业也开始形成独特色格，“并给予三代玉器以深远的具体的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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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制礼器群以山西襄汾陶寺类型最富代表性。礼器中除为设奠用的桌子是木制的，其余陶制的各种炊器、食器、酒器、乐器等类不但式样功用各各不同，而且严格地反映这些随葬品墓主人身份等级的不同。“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看，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陶寺早期已初具规模。……墓中的礼器和牲体已成为墓主身前权力和地位的标志。……在形成三代礼制的过程中，中原处于核心地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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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有重大的突破。寿光边线王城发现边长240米，面积57,000平方米的外城和配套较小的内城，并发现祭奠所用的猪牲、犬牲与人牲。而城子崖的城东西约430米，南北最长530米，面积大约200,000平方米（即1/5平方公里、50英亩、相当公元13世纪英国首都伦敦城的1/6）。高广仁教授认为这已不是单纯军事防御性的小城堡，而已是“具有永久性统治权力中心的都邑性质”。这样规模的城和10米宽夯筑墙体，“除非靠大量的强制劳役，否则是难以完成的”。此外，泗水尹家城和临朐朱封大墓内的随葬品说明当时“社会上财富分配不均，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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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结以上，龙山时期的主要考古发现说明当时氏族内部已有社会分化，造成了贫富分配不均和等级化的身份制度萌芽；宗教方面，祖先崇拜已提升到以部族至高祖宗神为对象。这些现象与传说中炎、黄大部族同盟，英雄魅力式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大体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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