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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华夏先民所独有的兴灭继绝的伦理观念和制度，对我国以后两种平行的历史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因为从很早即能将生命延续的愿望从“我”族延伸到“他”族，“华夏”这个种族文化圈子就越来越大，几千年间就容纳进越来越多本来“非我族类”的人群与文化。《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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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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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窄狭的“华夏”观点看，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人；可是从不断扩大的“华夏”种族文化圈着眼，舜和文王都已变成对华夏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圣王了。今日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和政治意识的、由56个民族构成的国家，正是兴灭继绝优良传统从未间断的历史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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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相平行的，是原本表现于贵族阶级的中心价值观念的逐步渗透民间。孟子另一名言正是我们讨论的理想起点。《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赵岐注：“于礼不孝者三事：阿意曲从，陷亲于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中，无后为大。”《孟子》原文是为传说中古圣王娶妻不告父母辩护，第二种不孝反映自春秋以降不少低层贵族经济状况的困难，所以三不孝之说全是针对贵族而言的。可是，随着春秋战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意识的巨变和秦汉大一统郡县制帝国的形成，特别是由于宗法制度（除皇室外）和多阶层封建世袭贵族已不存在，孟子的名言失去了它原来的阶级性，逐渐取得了全民性。当中古门第早已消融，范［仲淹］氏义庄（北宋，1050年创建）式“近化型”家族组织开始兴旺以后，简化了的孟子名言对全部中国社会影响之大是不难“计量”的。虽然近千年来中国人口（除短期战乱和蒙古统治期间以外）持续增长的经济及制度因素很多[38]，今日中国人口之所以能占全人类五分之一以上，是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长期社会实践牢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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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本主义哲学的形成：周公、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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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哲学思想，商代卜辞用途不大。诚如前辈思想史家侯外庐所指出：“卜辞没有发现一个抽象的词，更没有关于道德智慧的术语。”[39]因此，笔者二十五年前即注意最古文献的史料价值，去年秋冬之际对《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的《商书》再度做了认真的外证内证工作，说明它除了小处难免周初史官润色之外，应可确认为商代传世最重要的文献。由于《盘庚》历史真实性的肯定，所以我们可以较有信心地说，前此海外汉学界的看法——“帝”是商人的至上神，“天”是周人独有的至上神，“天命”的理论是周人所创建，与商代的宗教观念大相径庭——是错误的。事实上至晚从盘庚起（迁殷是在公元前1300年），帝与天已是同义词，周人的宗教是由商引进的。《盘庚》篇中已有雏形片段的天命、勤政、去奢、恤民等观念的存在，但就观念的深度和理论体系而言，与周公所阐发的天命论是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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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周公思想的宝贵原料是《尚书·周诰》诸篇。天命论有三个组成部分：商代享国五百年，最后坠失天命之故；周以蕞尔小邦数世即能承受天命代商称王之故；和周公一再对周人的警戒，天命难恃，一切还是要靠人的努力。理论精华在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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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之所以能享国久长主要是因为一系列先王“罔不明德慎刑”、“不敢荒宁”、“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等美德。坠失天命是由于商末诸王耽于逸乐，荒政失德。周族之所以能代商承受天命为天下主大都由于文王敬天、恤民、勤政、恭俭等等美德。这些都是学人所熟知的，毋庸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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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对周人谆谆训诫之语是古今中外研究天命论者所特别注意的，倒有较详列举的必要。为便于参考，以下也选录《诗经》中周初类似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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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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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尚书·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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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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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尚书·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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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可信。（《尚书·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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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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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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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不易，无遏尔躬。（《诗经·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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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难忱斯，不易维王。（《诗经·大雅·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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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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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诗经·周颂·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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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人中，周公天命论的重要诠释者是郭沫若和傅斯年。先引郭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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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很像是一个矛盾，但在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的。请把周初的几篇文章拿来细细地读，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自己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表明周人……是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成为了有目的意识的一个骗局。所以《〔礼记〕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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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引傅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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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乂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无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憸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如是之天道即人道论……周初人能认识人定胜天之道理，是其思想敏锐处，是由于世间知识饱满之故，若以为因此必遽然丧其畏天敬天之心，必遽然以为帝天并无作用，则非特无此必然性，且无此可然性，盖古人自信每等于信天，信天即是自信，一面知识发达，一面存心虔敬，信人是其心知，信天是其血气，心知充者，血气亦每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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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就《大诰》及专对殷人讲话的《多士》、《多方》三篇而言，郭沫若对周公权术玩弄面的剖析无疑义是犀利而又正确的。古今研究《尚书》史实功力最深的顾颉刚先生即指出，文王和《大诰》中的周公都曾“为了笼络人心……装神作鬼，说是在占卜上承受了天命……”[42]。傅斯年认为这是次要的，他得出周公对天命虔诚的结论，也正是郭氏所讥讽的。笔者认为人类史上自始信仰的强弱即与事态发展结果的吉凶分不开的。《大诰》前后的周公处境殆危，除背水一战外，别无良策以保文、武造成的基业。发动东征的前夕，周公对天命之兆内心未尝不是疑信参半的。经过“破斧”、“缺斨”三年鏖战险胜之后[43]，对天命在周的信心虽然加强，而对生死斗争不断反思之后，益觉胜利得来之不易，因此才屡度训诫周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难谌等言，并一再强调政治军事的成功，无一不靠举族上下，戮力同心，竭尽所能，保持高度的警惕与努力。“周公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正是傅说肯切深刻之处。但他对周人成功的总释——心知血气两旺——似乎有点神秘。事实上，天命和人事本是从一系列斗争之中才能融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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