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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案：周公、成王等所谓之“古人”至晚亦应系商代哲人。《史记·殷本纪》：“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可见历史上极少有百分之百的神权国家，商国祚能维持五百年之久，立国必有其“民本”理性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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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佚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据《书序》，应系武王伐纣誓师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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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语·郑语》：“《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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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传·僖公五年》引《尚书·周书》佚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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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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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左传·桓公六年》（前706）：“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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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传》（前662）：“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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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传·僖公十九年传》（前641）：“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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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左传·昭公十八年传》（前524）：“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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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诸语皆出自政治领袖或高级知识分子。最足以反映当时这种人本理性思想已深入民间的，莫如《左传》所记成公五年（前586）晋国一个押送载重大车的“重人”的言论和见解。此年晋国发生梁山崩的“灾异”，国君召大夫伯宗回京都绛城商讨处理办法。伯宗所乘的传车与一载重大车狭路相逢，交谈如何让路时发现重人是绛人，伯宗故装不知，问他京城有何大事。重人说：“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伯宗问他应如何处理，重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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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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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说山崩是由于岩土松“朽”，是自然现象，人又有何办法？原辞中“不举”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从简之意，“降服”就是不穿邦君平常的华丽衣服，“乘缦”就是所乘的马车上去掉装饰品，“彻乐”是不奏音乐，“出次”是离开宫室暂去郊野小住，“祝币”是由专管通神司祭仪的祝去陈列献神的礼物，“史辞”是由史官撰拟朗诵祭神文辞。在遵守当时礼制与无法确知人神之间是否真有交互感应的前提下，国君所应做而又能做的也只有表示自省的诚心和对神的敬意而已。孔子诞生前三十五年，平民中居然能产生连子产和孔子都无法超过的理性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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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照例以孔子为起点，本节的讨论却以孔子为终点。孔子的哲学体系是中外治中国思想史者所熟知的。本节收尾部分只扼要讨论孔子的宗教观、道德观、社会观中甚有意义而又似未曾受到普遍注意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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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孔子的宗教观。第一应指出的是孔子对天与天命的看法。《论语》中天凡十七见，内中有几次是出于他弟子的谈话；但帝字却仅出现三次，而且都在全书之末《尧曰》篇所征引的成汤的古话。这似乎反映自西周开国至孔子的半个千纪间，天、帝混一近祖文王式“具体”的至上神已演变成代表抽象至高的道德裁判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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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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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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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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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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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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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影响最大、最能引起西方人文主义者赞扬的是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与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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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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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迟问知（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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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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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外学人都认为以上保留在《论语》里的话代表孔子高度的理性、智慧和他“不可知论”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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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当代多数学人的意见颇值得商榷。主要是因为他们事先并未把孔子及其他智者（如子产等人）所受西周开国以来礼制的影响及其全部宗教观加以深广的探索，并且在解释《论语》中极为简略的原辞时，不知不觉地就把近代的观念注射进去。最懂“祭神如神在”的真义的是《礼记·祭义》。此篇开头就说祭祀先人之前斋沐期间即须“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这样致斋三日之后，才能把受祭亲人生前的容貌衣着、言行举止活现在心里。祭的时候，更须尽量使自己进入恍惚的境界“以与神明交”，这样才能在庙室中仿佛能看见亲人“入室”的模样，祭终“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样从几天前就开始逐渐把自己“催眠”到祭祀时候的半迷惑的状态，才配称为孔子所说的“与祭”的情感状态和心灵境界。孔子如果不能把自己引进到这种意境，就不如根本不参与祭祀，这才是“吾不与祭，如不祭”的真义。“与祭”与宗教心灵境界实在是非常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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