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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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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L.A.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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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Ancient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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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之撰是在完全缺乏汉译马、恩著作的条件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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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derson, 1974, pp.22-23．曾综合比较各家之说。如纪元前5世纪，在国势鼎盛的雅典，奴隶和自由公民人口的比例至少是三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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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全意大利半岛的总人口大约是750万左右，奴隶人口大约300万。讨论美国南部奴隶的著作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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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奴隶”一词既指身为奴隶者（slaves），又指“奴隶身份”及“奴隶制”（slavery）。除必要时，本文适应汉语习惯，经常不必区分以上所指出“奴隶”一词的三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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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us gentium和近数世纪的国际私法有不少类似之处。罗马帝国时期的“涉外法”是有关罗马公民与地中海四周帝国疆域内外非公民之间私人各种契约、民、刑关系的法律。极大多数“涉外法”中的例案都牵涉到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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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inley原籍美国纽约州，青年时代希腊拉丁基础已甚坚实，对上古史和上古法律极有兴趣。半工半读，终于1950年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较笔者仅早一年）。由于当时思想前进，对上古奴隶制看法和导师不同，在美国很难找到适当教研职位。他不得已去英国找工作，终成剑桥大学上古史教授，并于1971年荣获爵士头衔。笔者之所以简介他的履历是因为他上古奴隶及社经史的积累研究一贯是实事求是，不是像资本主义右派学人从预设的反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关于奴隶的第二及第三特征，主要是根据Finley，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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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Frederic Maitland,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及R.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等著作对笔者五十年研撰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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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事实上有关《盘庚》篇的分析工作是1970年作的。对《盘庚》篇较详的“外证”和“内证”工作，参阅行将在《中国哲学史》刊印的《“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并参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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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文本节只需要把这几篇极富说服力的文章作一摘要。黄展岳，1974，不得不敷衍当时的政治空气，但已说明人殉及人牲性质的不同。黄展岳，1983，不但分析论断精确，并附有详尽考古资料，可视为中国古代人殉人牲的标准著作；杨锡璋、杨宝成，1977，亦有参考价值。顾德融，1982，是自文献方面对此问题功力最深的研究，而且兼及商周以后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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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宝钧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7期，引在何兹全，1991：24。在此书页20—31，“灭商后商周两族的关系”节资料翔实，分析精当，虽未提及任何西方对奴隶制的理论与定义，其观点与方法与芬雷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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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鬲的考释详见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大盂鼎》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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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顾对“鬲”、“仪”、“献”的音训和注释颇有参考价值：“‘仪’古音在歌部，‘鬲’古音在支部，阴阳对转。按‘鬲’为本字，‘献’为引申字。《说文·犬部》‘献’，宗庙犬曰‘奠献’，犬肥者以献，从犬，鬳声。‘鬳’为‘鬲’之繁文。‘鬲’作俘虏，于宗庙献俘礼则曰‘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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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书目的观点应该提出的是另一位《尚书》的一流专家，平心（1962）对“民献”的解释与顾颉刚的相同，把《大诰》中“民献有十夫……”释成“有一群有力量的人自动出来辅佐我们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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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七本劄记1939年始在莫斯科初次刊印。二次大战爆发，此书在苏联境外很少流传。1953年东德柏林重印，名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基础》（Die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才开始引起国际学人的注意。其中一篇论文，即原来七本劄记之一，1964年译成英文，全部劄记的英译1973年才问世，一般皆简称为Grundr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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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部1859年撰就的书稿，1970年才有英译本，名曰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AMP专词出现于书序。有关AMP专著和论文集数量相当可观。其中以Brendan O. Leary（1989），最为周详。此书原系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Anne M. Bailey and Joseph R. Llobera, eds.（1981）研辑各家论文范围较广。诸文瑕瑜不一，然便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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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当时O’Leary（1989）论著尚未问世，我只好先遍翻多部头的《剑桥印度史》、《剑桥印度经济史》、《剑桥伊朗史》、《剑桥伊斯兰史》等基本参考书，然再披阅几种印度土地制度方面的专书。土地制度专著中引用史料最多、研究比较深入的是Irfan Habib（1963），是作者1958年牛津博士论文的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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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手头没有《郭沫若全集》中历史之部；刘茂林等的合著（1992）涉及郭氏中国古代史研究若干著作时，往往无确切写作年代。Howard L. Boorman（1968）郭传中指出郭1930年在日本发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一文；1937年夏自日本回国前曾翻译马克斯的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German Ideology。前者序言指出AMP这专词足见郭在1930年代已熟悉AMP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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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1957），书序说明全书第一、二、三卷在1949年前已经撰就。第一章中作者很费心地分析解释“中国古代”社会虽有其“早熟”之处，与“亚细亚的特点”并不冲突。此章颇有倚重恩氏两部名著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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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克思晚年对方兴未艾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很有兴趣，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曾作了98页之多的笔记。详见于Lawrence Krader（1974）。恩格斯对摩尔根的景仰反映于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副标题：“依据L.H．摩尔根的研究成果”（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 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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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古代波斯帝国的社会阶级制度，1940年代的标准著作A.T. Olmstead（1948）于第五章概略指出大多数人民是纳税的自由人。奴隶买卖虽是经常现象，但不像是生产主力。作者用心说明详情尚有待于大约50万片泥板档案的研究和分析。1970、80年代苏联古史家Muhammad A. Dandamaev and Vladmir G. Luknin（1989: 152—177）对奴隶制有详细的讨论，证明Olmstead的概论大体是正确的。古代波斯的自由人或公权部分被剥除的自由人占人口的很大部分。奴隶多为家内奴隶，很少从事农耕。城市中部分的手工业者是有专技的奴隶。趋势是奴隶制正在衰落的过程中。总之，从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无法指责古代波斯是奴隶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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