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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殷人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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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 Karlgren, “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8（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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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有关商代专章即完全拒用殷周文献，只以甲骨文为“硬”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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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页279—296，加拿大安大略皇家考古博物馆Ursula M. Franklin论青铜及矿冶专章，极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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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梦家，《旧臣》，《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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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晁文刊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页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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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以上关于《盘庚》篇中“众”的讨论，详见Ping-ti Ho,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3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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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2—3期），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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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第1集，页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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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征引于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1册，页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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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白川静，《周朝的创业》，《金文的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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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如武王时期的《大丰簋》铭文中称至上神为“帝”而不称“天”。铭文中“天”字两见，一为“天□”，系造器人名；一为“天室”，即“大室”，祭祀之所。顾立雅生平最重视金文，然于论“天”与“帝”时极力逃避，不敢征引此器铭文；而在其书第三附录中仍只以“天”为周人独有之至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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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盘庚》篇中“德”字十见，列举如下：1.“非予自荒兹德”；2.“惟汝含（舍）德”；3.“施实德于民”；4.“汝有积德”；5.“予亦不敢动用非德”；6.“用德彰厥善”；7.“故有爽德”；8.“凶德”；9.“复我高祖之德”；10.“式敷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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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可参阅温少峰，《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中国哲学》，第8辑，页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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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页33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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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郭沫若，《青铜时代》，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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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傅斯年全集》，第2册，页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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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顾颉刚，《〈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征引自页19及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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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四章 “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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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 刘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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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与刘雨先生合写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一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七十辑。当时百务羁身，时间仓促，稿件整理得不够完善，加之文章发表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于是我们对稿件作了必要的补充，并适当增加了有助于理解本文的若干图片。我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哈佛燕京的研究生，经与《燕京学报》编委会协商，得到他们慨允，决定在《燕京学报》重新发表此文。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研讨的最后文本。敬希读者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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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 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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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厘清夏商周三代的年代为目标，集结了中国历史、考古、天文、核物理、古文字等学科领域的当代优秀学者二百余人，经过近五年的联合攻关，对有关中国古史年代问题的资料进行了全面检索和研究，解决了许多长年悬而未决的难题，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成绩是很大的。中国上古年代问题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早期年代问题一样，由于标记年代的遗迹多已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恢复古史年代的工程是十分艰巨而繁难的。工程领导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将目前取得的结论称为“阶段成果”，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既然结论已经公布，本着对中华民族历史负责的精神，对工程的每一个关键性的结论进行审视和评价，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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