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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纪年》记夏积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记商积年“汤灭夏以至于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记西周积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这里夏积年《路史·后纪》十三注：“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穷、寒”应即“有王与无王”中的“无王”。商积年的“二十九王”应指依古本《纪年》所记的全部商王，与《史记》略有不同。其实关于商王数目问题，早在王国维作《殷先公先王考》时，即已根据甲骨所记，考定为二十九王：“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汤至于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51]日人岛邦男先生曾据甲骨卜辞列出商王世系，自太乙至帝辛也是二十九王[52]，甲骨所记商王数与古本《纪年》所记不谋而合，这再一次说明，《纪年》自有其史料的独立来源，绝不应如《报告》那样，再加帝乙帝辛的年数，因为《纪年》明说是“汤灭夏以至于纣”，这种叙述方式与其记西周积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应该包括幽王年数在内是一样的。因此，武王伐纣年1027BC加上商积年496，再加上夏积年471，得出夏始年是1994BC。这恰好与《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的“五星聚”相合。美国太空总署的天算专家彭瓞钧博士曾推算，于公元前1953年2月23日，五大行星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张培瑜先生测算，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东方地平线上，土、木、水、火、金五大行星角距小于4度，这是中国5000年来惟一的一次难得天象。张培瑜先生还说：“由於行星运动比较复杂，古代学者不可能对其进行准确的计算，因而这次记录不可能是后世星象家逆推出来的，更不可能是伪造的。”禹元年是1994BC，禹时五星聚是1953BC，相差41年，古本《纪年》记“禹立四十五年”[53]，这次五星聚发生在禹的晚年。这个重大的天象记录，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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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本《纪年》所记夏、商、周三个积年合于中国古代“极端天象”的实录，其史料价值之高，无与伦比，应当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合理框架，可惜“工程”领导层对此认识不足，“工程”舍此而求出的所谓夏始年2070BC，虽然比1994BC早了几十年，但其根据并不充分，远不如古本《纪年》的原始记载可靠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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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个研究成果因为有天象记录的支持，它证明了中国夏王朝存在的客观性，它有力地回答了部分西方学者对我国夏王朝存在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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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的是，集中了当代如此众多知名学者的“断代工程”，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全局的文献资料却采取了一种轻率的态度。我们一直疑惑，是否“断代工程”的文献研究小组对古本《竹书纪年》进行了新的研究，有了过于前人的新发现？刘雨在参加“断代工程”工作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一次会议上，刘雨曾很激烈地指出：“历代参与考证研究、搜辑整理古本《竹书纪年》的学者比在座各位的学问要大得多，我们对古本《竹书纪年》不能采取这样轻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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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还只是不理解，那时并没有看到“断代工程”讨论古本《竹书纪年》的具体文字资料，近日读到一本书——《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54]，这是一本访谈录性质的书，作者在书中对25位不同时期活跃在夏文化研究前沿的考古学者，分别进行了专题访谈。对李学勤先生的访谈是其中之一，对他的访谈录，共记了十条，其中与本文有关的第六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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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六、您曾专门探讨《古本竹书纪年》对夏史研究的价值，能否在此简单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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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老实说，我这个人对《古本竹书纪年》信仰不大。有些人特别相信《古本竹书纪年》，我过去也如此。《中国史稿》将武王伐纣年定为公元前1027年，现在一般年表都用公元前1027，其实公元前1027年真是有问题。《古本竹书纪年》是一本战国时代的有思想倾向的书，有子书性质。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著作，在这一点上与《春秋》还不一样。它的战国部分当然可靠，因为作者是战国人，当然比汉代人的记载可靠。它讲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他的思想倾向是很清楚的，有些事的说法与传统的记载不同，可是这些事的思想倾向都是一致的。如果它与传统说法不同的地方都是事实，我们就会怀疑为什么如此一致呢？例如伊尹把太甲关了起来，志在谋权篡位，太甲从桐宫出来以后，就把伊尹给杀了。这肯定不是事实，因为如果是这样杀的，那么甲骨文中还能那么祭祀伊尹吗？像这样的乱臣贼子，和王莽一样是应该灭族的，怎么宽大也不能对这种人进行祭祀。夏代的益干启位也是一样。周代的周召共和，它说是共伯和干王政。这些说法的思想倾向完全一致，就是提倡一种暴力干政。这就是战国人的思想，而战国人有时篡改历史脸皮是非常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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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结尾处有附记曰：“采访及录音整理者为张立东，访谈时张运先生在座。本文已经李学勤先生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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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李先生是“断代工程”四位首席科学家中的组长，高踞整个“断代工程”领导层的首位，他的这种观点不可能不对“断代工程”的研究思路产生重大影响，说“断代工程”对待古本《竹书纪年》的态度是在他的这种观点指导下形成的，恐怕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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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上面说的“它（指古本《竹书纪年》）讲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那篇文章可能即是李先生写的《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一文[55]，该文内容与上述《访谈录》虽有相近之处，但那篇文章对《竹书纪年》还是采取十分肯定的态度的。李先生说他过去和一般人一样，是特别相信古本《竹书纪年》的，可能在1987年写那篇文章时，他还是基本上相信古本《竹书纪年》的。而现在，在经过十余年的思考，到了2001年以后，已经“对《古本竹书纪年》信仰不大”了。看来，李先生是对古本《竹书纪年》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新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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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本《竹书纪年》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著作，而是一本战国时代的有思想倾向的书，作者有一种提倡暴力干政的思想。对此他举出古本《竹书纪年》记益干启位、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篡权被杀、周召共和是共伯和干王政三条例证并特别指出“伊尹放太甲於桐宫，篡权被杀”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甲骨文一直记载祭祀伊尹，他认为如果如古本《竹书纪年》所记，那么“像这样的乱臣贼子，和王莽一样是应该灭族的，怎么宽大也不能对这种人进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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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本《竹书纪年》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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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两点新的认识，李先生断定古本《竹书纪年》有子书性质，是为宣传战国人的暴力干政思想而作，而战国人有时篡改历史脸皮是非常厚的，因而古本《竹书纪年》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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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先生的访谈录内容和断代工程结题《报告》的内容，对待古本《竹书纪年》的态度都是矛盾和混乱的，在访谈录中，一方面李先生强调古本《竹书纪年》不可信，因为“战国人有时篡改历史脸皮是非常厚的”。而同时又说：“他的战国部分当然可靠，因为作者是战国人，当然比汉代人的记载可靠。”在断代工程的结题《报告》中，一方面摒弃古本《竹书纪年》商周两个总积年不用，而另一方面又先后使用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夏积年自禹至桀是471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十九年，……王南巡不返”、“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在考证盘庚迁殷年时，使用了古本《竹书纪年》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资料，得出盘庚迁殷年为1300BC的结论。在他们那里，有时古本《竹书纪年》是可信的，有时又是不可信的，可信之处为什么可信？不可信之处又原因何在？并没有作起码的交待。这里似乎对待史料的态度随意性很大，给人的印象是凡与我主观意愿相合者则信之，与我主观意愿相背者则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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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对古本《竹书纪年》的所谓新认识，其实也并不新，清代的焦循在其《尚书补疏·序》中就说过“束皙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龁”。这是千百年来流行的正统史观，持这种观念的史学家认为，在远古圣贤时代，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是完美和谐的，即或是改朝换代，也必然是禅让的或和平的，他们不能容忍在圣贤时代有暴力的记载。如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益干启位、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篡权被杀、共伯和干王政等，这些离经叛道的记载当然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益干启位”变成“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而“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篡权被杀”就变成“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史记·殷本纪》）；“周召共和”就变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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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但他也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当有不同来源的史料摆在他面前时，像孟子那样选择有利于儒家说教的史料来记载历史，恐怕也是必然的。我们不必苛求古人，但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则没有必要全盘接受所谓“传统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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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对古本《竹书纪年》的两点新认识，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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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说甲骨文记录商人祭祀伊尹，伊尹就不可能是篡权被杀，我们认为这件事是说不死的。甲骨文并没有交待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伊尹进行了祭祀。我们对古代的祭祀制度所知甚少，到底商人根据什么原则祭祀先人，我们不详知。商的后人是否会因伊尹篡权被杀，就会像汉代以后那样，把他看成如王莽一样的“乱臣贼子”，恐怕也很难说。1977年春天，陕西周原地区凤雏村遗址出土一批周原甲骨，其中有两片内容如下：①H11:1：“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成唐，䵼禦，服二女，其彝，血三豚三，甶有正。”②H11:84：“贞，王其佑太甲，册周方伯？□甶正，不左，於受有佑。”这里出现了周王祭祀商王成汤和太甲的记录，这两片甲骨刻于先周文王时期，其时商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双方已经仇敌相视，很快就发生了武王伐纣的革命，何以周王还要在这时祭祀“非我族类”的商王呢？刻辞的含义不容有其他理解，于是就有人说，可能这批甲骨不是周人的，而是周人俘获的商人甲骨。可是从这批甲骨的其他内容看，从甲骨的小字书写风格看，都只能是周人的。当然，现在已没有人再怀疑这批甲骨是周人的了，剩下的只是如何认识“周王祭祀商王”的问题了。也许今天的人，始终讲不清楚确切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周人的祭祀原则是什么，也不知道周王是在什么一种特殊情况下对商王进行祭祀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决不可以仅仅因此就怀疑资料本身有问题，说这片甲骨不可靠。正如我们不应该一到排金文历谱排不下去了，就怀疑金文的干支写错了一样。至于“益干启位”和“共伯和干王政”都较传统的儒家色彩很浓的说法更合理些，这是为郭沫若先生多次称道，也是史学界所公认的，如果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也很难推翻。考史最大的忌讳，莫过于“以今律古”，我们却总是不自觉地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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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李先生在访谈录里说古本《纪年》的春秋部分是抄的《春秋》，言外之意是说，《纪年》并不是一本严肃的史书，其资料是拼凑的，编纂的目的主要是要宣扬某种个人的思想，有子书性质，不能当信史对待。这显然是他的新认识，他在1987年发表的《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一文中，只是说二者有相同或大同小异的记载，并无贬义。李先生在访谈录里说“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试将李先生在《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一文中所举的十一个例证抄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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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庄公盟于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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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春秋》隐公二年文同，惟《左传》本经文“伯”字作“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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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春秋》桓公十二年：“公会杞侯、莒子，盟于区池。”“杞”字《公》、《穀》作“纪”，“区池”《公》作“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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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陨石于宋五。”《春秋》僖公十六年传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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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齐襄公灭纪郱、鄑、郚。”或引作“齐襄公灭纪迁纪。”《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