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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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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语》“伶州鸠语天象”是一段政治性语言，显然是战国时人杜撰的，不能作为实际天象看待。《武成》所述史实或有一定根据，但其版本来源不清，其所述历日可能已经后人修改，不能作为考证武王克商年的主要论据来加以利用。“断代工程”所拟订的金文历谱，名实不符，月相词语涵义不明，离谱的、勉强不离谱的铭文过多，暴露了主持者缺乏应有的严肃学风，问题很多，它尚不具备用以检验诸种武王克商年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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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极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诸多数据有一贯的正确性，它与《史记·鲁周公世家》相印证，可以把中国可信年代上推到998BC，“武王克商年”无需舍近求远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027BC。夏始年也可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994BC，而不必延长到2070BC，它所记载的夏积年、商积年、周积年都是可靠的，理应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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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剖析“断代工程”对武王伐纣年求取的过程和对古本《竹书纪年》的再认识，可以看出，“断代工程”主持者研究思路有明显的偏差，其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任意性，他们号称要“走出疑古”，而实际却坠入了“怀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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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商周年代学劄记》，页212，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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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岁星之记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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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6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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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书·律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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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殷周金文集成》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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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殷周年代考》，《文哲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武汉大学，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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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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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荀悦《前汉纪·成帝纪》引刘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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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报告》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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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殷周金文集成》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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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殷周金文集成》4274·1—2；42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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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殷周金文集成》43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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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商周彝器通考》上219。《殷周金文集成》仍然收入，不以为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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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夏商周年代学劄记》页16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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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夏商周年代学劄记》页171—180。这篇文章也登载于《中国古文字研究》创刊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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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殷周金文集成》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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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殷周金文集成》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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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殷周金文集成》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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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殷周金文集成》5·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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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殷周金文集成》5·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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