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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本文之前，对杜维明先生所描绘的儒家理想社会——其中个人历经修、齐、治、平达到自我实现，群体通过了“礼”达到“带有诗意”，“人我两相和悦”的境界——似有略加检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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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家的观点，杜氏所描绘的儒家社会不但在古代中国，即使在举世所有古今高度文明的国家，都从来未曾实现过。笔者正在写撰的论“礼”文章里将较系统地阐发礼制的发展、演变与运作都是通过两周所独有的政治与血缘结合的宗法制度这一桎梏的磨擦与阻力而进行的；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极大多数的统治阶级成员都无法解脱制度的束缚和抑制，都不能不接受一己在宗族中生而即定的“龛位”、权利和义务。只有最高级的宗子，如周天子及一等大国的诸侯们，才有机会实践，才有希望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万万千千不同阶层的宗族庶子几代之后即降为平民。宗法制度崩溃之后，小的“自然”家庭代之而兴，“在这种小家、无〔诸侯列〕国、一统天下的新环境当中来实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理，必然是窒碍难通”[16]。杜先生和有些当代新儒家以为在传统中国，至少在原则上，凡是知识分子都有权利、义务演唱修身四部曲以期达成自我实现，显然是昧于国史的真实，而又饱受当代西方思潮影响下，对传统儒家社会超情理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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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22日于美国南加州鄂宛市龟石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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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书院讲演第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8），页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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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原文在Tu Weiming,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9), 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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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姑以已故唐君毅氏论孔子仁道为例。他根本不愿接受极大多数学人对“礼”的基本强制约束性的看法。在讨论《论语·颜渊》：“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时，他主观坚持此处“约”字不是约束之意，而是与“博”另一相对意义的约，换言之，就是由博返约的约。试想：极复杂的周代礼制，包括封建社会整个阶级制度、典章文物、行为规范，以及所谓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见《礼记·礼器》）等等，怎样简约化？最奇的是他马上武断地说“不可言约我以礼”，“当说博我以礼”。又说：“故吾意此孔子之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唯是言人之礼敬当运于视听言动之中，而无所不极。……”竟把孔子原意完全曲解。他有时自招，用意在古书中极力寻找“种种歧出之义”，由歧出之义作突破点，就己意尽情升级超越。见《唐君毅全集》，卷十四：《中国哲学史原论·原道篇二》卷十四（台北：学生书局，1986），特别是页91—98；页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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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匡亚明《孔子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5），页258—259。我之所以征引此书，一方面因为大体上这是一部研究孔子最好的书，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对仁和礼的看法相当受了杜维明的影响。因此此书中对仁和礼的讨论有前后不符之处。上引讨论“克己复礼”一节改为正统常识的解释，从此中也反映杜说之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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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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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匡亚明：《孔子评传》，附录《孔子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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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表作之一是Joseph Fletcher, Situation Ethics: The New Moralit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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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氏会笺》（明治三十二年1903，井井书屋铅印本），无页数，征引自第十一册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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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下册，页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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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初版）下册，《审查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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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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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祥浩：《评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思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1年1期，页53有很好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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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的哲学，被称为超越的唯心论。这一哲学，以心本体论为核心，以心灵开出九境为框架，把客观世界事物的个体、种类、功能因果关系。主观世界的感觉活动、理解活动、道德反省活动，以及人们的一神教信仰、佛教信仰和儒教信仰，都归为心灵的超越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去论证心本体的存在。唐先生的这一哲学不是哲学史上某派心本体论的简单重复，它具有综摄中、西、印三系思想家本体论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学心性哲学发展到现代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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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从心灵开出作为理论体系框架的“九境”而论，就有：“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远境”、“感觉互摄境”、“观点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和“天德流行境”。很难相信唐氏“九境”理论体系框架的形成是合乎哲学思维方法最低必要的严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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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宝楠，《论语正义》（同治1866原刻，1979日本定静堂影印），卷15，页1，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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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俱征引于程树德《论语集释》（原版1939，台北艺文，1965重排本），页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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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程树德，《论语集释》。案：毛氏论“克己”之语，阮元于所著《口经室集》几乎全部照录，亦最注重《左传》中的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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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修、齐、治、平只有在宗法制度尚未崩溃之前才有实现的可能与希望。这一深刻史实。只有淹贯古今中西的萧公权先生才能首先道破。见萧著《圣教与异端》（下），《观察》，十二期，页12。手头乏书，年月暂阙，惟期页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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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七章 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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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代兵书，内中不但有《孙子兵法》，还另有《孙膑兵法》和不少有关兵事的残简，包括《孙子》十三篇以外的《吴问》。这次大量竹简的发现粉碎了起自南宋叶适，中经有清姚际恒、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纪钱穆、齐思和诸家对《孙子兵法》的负面看法——现存的《孙子》十三篇绝非成于春秋末年孙武之手；钱穆甚至否定孙武其人的存在。虽然1970年代孙子其人其书已得到初步的肯定，1980年代初已有对中外古今《孙子》研究的综合摘要[1]，但现存《孙子》十三篇的当时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属性，尚未引起国际上足够的注意和研讨。此外，目前学人对《孙子》十三篇外的《吴问》篇怀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孙子》中君臣对话、书中涉及的若干有关制度、兵数、将的职权功能、阴阳、“五行相克”、“黄帝伐四帝”等至今辩论不休的专题个别检讨外，特别用力于《左传》中多方面而以晋国为核心的史实轶事的排比与消化，以期从此项繁琐的工作中探求出《吴问》成篇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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