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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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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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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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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知识、才干、操守如此齐备之人，才有资格请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给予“将”以空前的重视。如谓“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按：“辅”应作“凭依”之意解[12]，也就是再度说明将身系国家之安危。只有经过“将受命于君”这庄严程序，将才能享有应得的统一指挥的权力。受命之后，“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甚至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最动人的是在《地形篇》里提出“上将”必须要能预先掌握六种致“败”之道和构成必胜的全部道理（“战道”）的各种因素之外，还强调为将者必须有坚贞的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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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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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于此不啻以一己生命为孤注，不屈不挠，甘愿事先签署一张军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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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孙子》十三篇中对新型的将的种种建议和要求，并未皆为阖庐所采纳。《史记》及《吴越春秋》很少有孙武独将的明确记载；相反地，明确的记载却提到伍子胥、孙武和伯嚭（白喜）三人合将。吴国在军事方面远远不能做到孙武所预期的统一指挥。阖庐九年（前506），王弟公子夫概即不遵王命独自向楚都进军，先败楚军之后，吴王的重兵五战之后才攻克郢都。孙武专业性的将论要等到战国才能在各国逐步实现，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仍很难被国君接受。终战国之世，“主”、“将”关系一直是紧张的。白起等名将之不得善终，即系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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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对将的理论与主张既有异于春秋的传统，又预期战国二三百年间的巨变；它所代表的时代过渡性是相当明显的。《孙子》久已被举世公认为古代军事最经典之作，其中论将的部分最能明示孙武的先驱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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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问题是《孙子·作战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全书最后《用间篇》再度言及“兴师十万，出征千里”。自宋以降，即不乏学人据此以为《孙子》成于战国之证，因为他们的印象是春秋时代战争的规模比《孙子》所说的要小得多。按：春秋一般以车战为主，每乘兵车究竟由多少人组成，一向颇有争论。《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一原则，证诸其他古史，大体正确[13]。至于兵力，春秋最后七八十年间有加速扩增的趋势。先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晋国为例，因数字出自楚国的情报，所以最为可靠。此年，晋国除绛都外，属于强大卿族的土地已分成四十九县，每县摊派兵车百乘，故兵车总数已不下五千，总兵力已不下十五万。这还只就城邑而言，鄙野能参军者尚不在内。楚国的谍报无疑是接近事实的。《左传》昭公十三年，由于盟国诸侯“皆有贰心”，晋国向“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于是以“甲车四千乘……遂合诸侯于平丘”。留守国内的兵力绝不会少于一千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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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之前二年（前514），晋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虽仅详述诸卿族瓜分祁、羊舌之田而并未言及车乘，已故童书业教授，终身熟诵《左传》，相信春秋末叶晋楚两国很可能都已拥有万乘左右的总兵力。《孙子》所言“兴师十万”实有事实根据，毫未夸张。至于“出征千里”，更是春秋末年的平常现象。例如正当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吴出师灭徐。徐都在今安徽泗县北，与吴都今江苏吴县间的直线距离是四百五十公里以上，即今九百华里以上，已相当超过一千周里了。由于川河湖港交叉，实际行军路程当远远不止此数。阖庐九年（前506）吴师终于攻占楚国的郢都，此役往返总程至少应已四千周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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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孙子》书中涉及军队及战争规模等等无一不系春秋末叶的实录，毫无夸张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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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阳”、“五行”、“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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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齐思和《孙子著作时代考》结论之一：“五行之说，由来久矣。而五行相克之说，则起于邹衍。今此亦用其说，亦足借此以断定其著作时代矣。”[14]本节除讨论五行相克说春秋末叶业已存在之外，兼及《孙子》涉及之“阴阳”与“无常”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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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此卷首篇中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惟卷九《行军篇》有“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之语有可能被曲解。其实《孙子》“贵阳而贱阴”的意义与《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完全不同。后两者的“阳”就是“干”、“男”、“君”、“父”，“阴”就是“坤”、“女”、“臣”、“子”，阴阳的关系是形上、宗法的。《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阴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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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出现于《孙子》全书中精华之一的《虚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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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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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五行，一般往往联想到邹衍的“五行终始”说。邹衍的学说大致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齐国稷下学术中心。事实上，五行生克的观念至晚当孙武仕吴期间已经存在，而且已相当广泛地应用于占梦及预测吉凶。《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前511），赵简子命史墨占梦时，史墨已提出“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前486）有一段对五行生克较有系统的纪录，因注者已故杨伯峻教授认为迷信难解，倒有稍加研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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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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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明计，笔者试先以文中宾主所代表的五行及其方位入手。按《左传》诸种注解，赵氏之先与秦同祖，俱姓嬴（盈），盈又是水名，晋统帅赵简子所以代表“水”。宋系商后，商姓子，子不但是水，而且是水的正“位”。如果晋师救郑之余顺便伐宋，就将造成“名位敌”的征兆，意思是水的名和位如果相遇相敌，双方的力量就会互相抵消，晋师就会徒劳无功。齐是姜姓，炎帝之裔，代表火。所以史墨占梦的结论是“水胜火，伐姜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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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即阖庐召见孙武的前一年，晋史墨答问时讲出五行皆有专“官”（神），称为“五正”，五正经常举行“五祀”，而且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专官都“世不失职”。可见五行的观念成熟已久，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已在逐渐推广应用中。只是还没有邹衍式的“五行终始”说——迷信、循环、宿命的“准”政治哲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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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无常”的观念，正是由于观察春秋中晚期旷世巨变而逐渐成熟的。与孙武同时的史墨又是最佳之一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510）记有史墨之言：“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本节上引《孙子》“故兵无常胜，水无常形……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这些语句，从观念或修辞比喻方法来观察，无一不确凿地反映其春秋末叶的“当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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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帝”、“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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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行军篇》有“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一语。黄帝和四帝两个专词曾是当代学人用以鉴定《孙子》成书时代的论据之一。古史辨派对黄帝极端的质疑可以不论。郭沫若虽对黄帝未曾作过专考，但指出黄帝一名在两周金文中出现之晚却对疑古学人不无影响。黄帝之名初见于“陈侯因敦”。陈即田齐，齐侯因即位于公元前356年，称王则始于公元前334年，谥曰威。此器铸于公元前356年至前334年之间，已迟到战国中期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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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相关诸学科方法严谨、观点平衡的当代学人似已有一共识：传说虽不能等同历史，传说中对远祖英雄式人物世系的叙述虽有时不免混乱，但传说记载每每含有史实的内核。试读《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