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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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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同页有魏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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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左传》成公十六、十七年，《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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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左传》成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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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左传》成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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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左传》成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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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国语·晋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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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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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哀公七年（前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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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左传》宣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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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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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刘向《说苑》（《四部备要》本）卷三《建本》：“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终卷记有知伯面辱赵襄子事：“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赵襄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两说大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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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刘向，《臣术》，《说苑》卷2，页6下—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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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史记·晋世家》，页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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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子大叔事迹，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二十五年、定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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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竹简《吴问》除三字外，全文皆经吴氏审慎校补。本文涉及田制之处，只能是竹简原文的通俗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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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吴氏考订孙武对商鞅的思想和制度改革的影响，甚见功力。页9论古田制，据《太平御览》卷750（上海涵芬楼影印），纠正了刻印错误。原文“一位算法”经吴氏订正为“一行算法”。僧一行是唐太宗、高宗期间著名天算古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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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导言”，页4—5。再，杨伯峻，《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年第1期）指出《孙膑兵法》竹简中提到晋将荀息和孙轸。前者系晋献公（前676—651在位）时人，后者不见于《左传》，但《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孙轸五篇》。传统学人有疑孙轸系陈轸之误者，惟陈轸屡见于《战国策》，为战国纵横家。杨氏指出《汉书·艺文志》同类书通常以时代先后为序，《孙轸》列在《蚩尤》与《繇叙》之间，后者即由余，秦穆公（前659—621在位）时人。杨氏疑孙轸应系晋文公时名将先轸（公元前635年擢为中军帅，卒于前627年），并认为“这样一位人物有兵书著作是毫不奇怪的”，此文中杨氏谓“《论语》的成书已在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果尔，则《孙轸五篇》早于《论语》之编就两百余年，而本文考证结果《孙子兵法》早于《论语》至少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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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八章 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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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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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源头深藏在《周易》和已经佚失了的更早的《连山》和《归藏》之中。《易》虽原系卜筮之书，但内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六十四卦“乾坤居首，其余六十二卦两两比邻，不反则对，全是按此规律排列”[1]。这部至晚成于殷、周之际的卜筮专书中暗藏着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有待后世名卿哲士去阐析。从《左传》中可以肯定自春秋早期即有以“德刑”、“刚柔”等对立概念应用于政务人事之例。首度成系列的辩证词组出现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齐国名卿晏婴对齐景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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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其平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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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同年记有郑子产临终前对他理想的政治接班人子大叔（游吉）的劝诫：“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左传》立即征引事后仲尼“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对郑国两代名卿政绩的赞扬。可见吴王阖庐三年（前512）事先由孙武撰就进呈的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大批、系统、不反则对的辩证词组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和突然的，而是春秋晚期的新思辨潮流的深刻反映。在检讨《孙子》、《老子》辩证思想的传承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正确了解古代中国辩证思维的特征。当代思想史家中，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化积淀往往有新颖深切的体会，而且能把深邃的道理做出精当易晓的解释。他认为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发展和应用辩证思维的是兵家，因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略不经心便可铸成大错，而毫厘之差便有千里之失”。他紧接着做了以下分析和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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