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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据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商务印书馆，1956重版），序文及书末附文，王氏长文本为专刊，名为《太史公系年考略》，刊于《广仓学窟丛书》，1921年改名收入《观堂集林》第十一卷。本文所据是《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影印本），第三册。卷、页数与原版《集林》同。袁传璋，“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兼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大陆杂志》第九十卷，第四期（1995年4月15日），对版本及书体演变研究功力深至。页7结语：“张守节《正义》唐写本原来当作：‘案迁年卅二岁’。宋人据唐写本汇刻《史记》三家注时，将‘卅’（三十）误认作‘世’字。然而‘迁年世二岁’又于义不通，遂猜度‘世’字成为读音相近的‘四’字之讹，于是径将《正义》誊改为‘案迁年四二岁’，进而按宋时书写程式分解作‘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样一来，就铸成了今本《史记》的《正义》案语与《索隐》所引《博物志》之间‘十年之差’的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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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汉书·司马迁传》，页2733。早在1950年代中，郭沫若已根据“早失二亲”，撰有短文《“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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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孔子世家谱》（台北：“中央”图书馆影制）卷3，页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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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阎若璩原文征引于卢南桥，《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文史哲》（1955年第11期），页2047，长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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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孔子世家谱》卷3，页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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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按《史记·孔子世家》，孔安国卒于临淮太守任上。武帝期间，儒臣出任太守，如内调，照例可位列九卿。孔安国的“早卒”当然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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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孔子世家谱》卷3，页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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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汉书·董仲舒传》，页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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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文最后一句“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称董为“上大夫”，或因曾两度为国相，秩高，可泛称为“上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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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请参考阮芝生，《论史记中的孔子与春秋》，《台大历史学报》，总第23期，1999年6月号。阮文功力深至，资料分析极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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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页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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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观堂集林》卷十一，全卷皆《太史公行年考》。由于非把司马迁《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移十年，移到元朔三年（前126），所以此后十五年间（前126—111）完全列不出司马迁逐年的具体事件和活动。内中有十年连年份都不列，完全是空白；有三年讨论的对象不是司马迁各该年份的具体活动，而是司马迁一生足迹所至诸地和朝廷筹备封禅前夕仪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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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笔者对司马迁“随军史家”身份的揣想，不是全无根据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59—160特别提出《史记·西南夷列传》能“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认为这是“记述之最好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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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汉书·儒林传》，页3594—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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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观堂集林》卷十一，页6上，元封元年条：“适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间也。史公见父后，复从封泰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此中错误最足以反映王氏全文考证之失误。试想：此年春，司马迁从西南夷地区赶回河洛，父亲病愤而死，料理丧事，交代公事还来不及，如何可能“复封泰山”？再则是年夏四月武帝已经封禅泰山，正值司马迁料理父丧，更何况司马迁当时只是郎中，要三年后（前108）才被任命为太史令，一个普通郎中怎能有参加封禅的权利和机会？《封禅书》卷末的“太史公曰：‘余从……而封禅焉’”是综述他一生曾经参加过封禅大典，绝不是指公元前110年首次的封禅。司马迁首度参加的是元封五年（前107）春及夏初的泰山封禅。王静安先生一生学术大醇之中，《太史公行年考》一文是唯一“大疵”，本世纪内积累的负面影响深远。举世中国学界应该对此文作一严肃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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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引在《古史辨》，第六册，罗根泽《自序》，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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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史记·秦本纪》，页201：“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案：古代简牍无标点，记事文事项未完不另起行。史迁匆匆翻检时，本注所引原文，如不标点，很容易误看为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访秦。孝公十一年系公元前351年，上距孔子之卒正129年。但《周本纪》、《秦本纪》正文所记与《封禅书》积年所得，都证明周太史儋访秦是在公元前374年。页159、201、1364—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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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889），李学勤《序》，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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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原表见张岱年《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一册，“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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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驳斥孔子适周最切实的讨论是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香港大学出版社增订版，1956）卷一，页4—8，《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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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台北影印），页1492。关于东周王室礼乐传统远不及鲁国完备，可参阅杨朝明，《鲁国礼乐传统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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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三册，页1161—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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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与本文相关的另一长期迷惑亦须在此注中试求解答。按：哲学思想方面，《老》《庄》为魏晋玄学之所本，无待多言。宗教方面，老子自始即被东汉后期所建立的道教奉为至上之神，《道德经》即被奉为最主要经典。政治方面，老子不但被北魏君主所尊崇，更为李唐皇室奉为远祖，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北宋真宗、徽宗等帝对老子的尊崇不亚李唐。老子既在思想、宗教、政治等方面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何以自司马迁以后从未有任何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言及老子后裔？事实上，《史记·老子列传》：“〔李〕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已含有解答。老子李耳八世孙李解将全家既已迁至胶西，公元前154年春吴楚七国叛乱尚未敉平之际，景帝已制诏将军对胶西王卬三百石以上的臣属“深入多杀为功”，太傅李解及其家属焉能幸免？！以上史实的结合不啻明示后世：老子之泽，九世而斩！所以从任何维度去评估，青年司马谈亲获于齐都的老子后裔世谱的史料价值都是可以得到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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