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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拋开历代注疏不论，把《庄子·天下》“皆愿为之尸”释为“都愿奉他（巨子）为主师”于事于理也讲不通。因为根据墨家教义和规律，所有的墨者都应该绝对服从巨子的意志和命令。原则上巨子制存在一天，墨者集团即不允许内部有分裂。巨子既一向是被墨者认为圣人，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领袖，墨者根本没有必要再争着以他为师主。为了解《天下》篇有关巨子原文的真义，除“尸”字的定义之外，还需要把握事态发生先后之序。笔者认为相里勤等互相诋斥的派别只能发生于巨子制业已中断之后，一向以过去的巨子为圣人的各派首领才皆愿成为巨子的合法承继人（尸），都希望接续他的事业，可是墨家各派间的竞争“至今不决”。“今”无疑应是《庄子·天下》篇作者的时代，应该不会早于公元前250年左右——距离巨子制的中断已有相当时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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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推断是根据《吕氏春秋》里的三项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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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时》篇载有齐之墨者田鸠（俅）“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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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宥》篇：“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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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项纪事反映在国际墨者大集团中一向享有绝对权威的巨子已不存在；否则四方入秦求仕的墨者不会受到秦墨中狡猾分子的百般阻挠和嫉妒中伤。正因此类事件一再发生，所以同书《去尤》篇才有“秦墨者之相妒也”概括式的评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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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鄙说最直接的证据是《应言》篇中“司马喜（熹）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政”的故事。内中“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一语供给了具体的年代线索。《史记·赵世家》详列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起屡度“略中山地”，直到赵惠文王三年（前296）“灭中山”。惟其因为巨子制出于各种原因已不复存在，所以墨者各派系的领袖只能被称为“墨者师”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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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墨者巨子制的始末，首先必须做时代上双向的推测：由腹仕秦上溯推其生年，再从公元前381年第二任巨子田襄子向下推测传位于腹时后者的大约年龄。从《吕氏春秋·去私》篇，腹之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为根据，先假定惠文君元年（前337）时腹年已60或65岁。于是得出两个数字：公元前397或402年。再假定田襄子充任巨子共20或25年始传位于腹，如此则腹继任为巨子时的年龄即有两组数字：36或41岁、41或46岁。所有以上的推算都在情理之中，而以41岁继承巨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折成公元，不出前366—356这十年，按秦历应在献公晚年。按常识性逻辑进一步推论，墨者入秦必早于腹之初任巨子，因为非要等到入秦墨者力量声望在国际墨者集团中已达高峰，巨子之荣才能轮到秦墨，而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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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试图臆测田襄子仕宋的时间跨度却是十分困难的。《吕氏春秋·上德》篇虽详述公元前381年孟胜死阳城君之难，属弟子二人传巨子之位于宋之贤者田襄子，现存所有先秦文献全无一字涉及田襄子此后的事功与言行，以致博洽旁通如孙诒让，在其《墨学传授考》中亦感束手无策[28]。笔者穷思经年发现《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世纪前半有关宋国仅有的两次叙事可能供给唯一的线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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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文侯二年（前385）“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到彭城”应释为韩军伐郑后向东推进，攻陷彭城（今徐州市），俘虏宋君后即班师西返，否则跨国战线过长难以久守。但是宋国极重要的都市被攻陷而且国君为韩俘虏，不能不说是宋国的一大危机和国耻。有鉴于往昔墨子预防楚国与公输般攻宋，事先遣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为宋守城，今番田襄子本诸墨家史例率众援宋加强城防，并与继位宋君建立君臣师友关系，以致四年后承继孟胜为第二任巨子应该是合理的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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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惠王六年（前365）“伐宋，取仪台”。《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谓仪台在今河南虞城县西南，西距今商丘市约三十公里，东距徐州市约七十公里。这又是宋国城防的失败和疆土的丧失。田襄子的结局虽不可确知，但依照墨家传统理应身殉墨者之义，至少也应引咎退位，而且事前出于道义，必须指定一位国际上能孚众望的墨者作为巨子的承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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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上两项事实恰好反映田襄子仕宋的时间跨度，并遥遥呼应本文所估腹受命为第三任巨子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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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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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国时期文献从未有明言墨者何时开始入秦的，孙诒让《墨子间诂·号令》篇目之下，却有极重要的双行小字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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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时学〕云：“墨子当春秋后，其时海内外诸国自楚、越外，无称王者，故《迎敌祠》篇言：‘公誓太庙’，可证其为当时之言。若《号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男子〕，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者取以益其书也。倘以为墨子之言，则误矣。”案：苏说未确，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并在商鞅前。详篇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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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纠正苏时学，证明《迎敌祠》中秦官之名早于商鞅，确是主要贡献，因推理墨者入秦必早于孝公，而在献公之世。但苏时学也有他的卓识——指出词中“公誓太庙”的“公”有其相对较早的时代性。为便于讨论，我们先考订《迎敌祠》“公誓太庙”一段，然后再诠考篇首巫祝仪式的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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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素服誓于太庙，曰：其人为不道，不修义详（祥），唯力是正。曰：予必坏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参子尚（夙）夜自厦（励），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尸）而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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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秦惠文君即位后十四年称王，次年（前324）为更元元年。《迎敌祠》篇称“公素服誓于太庙”的“公”究竟是更元前的惠文君、其父孝公或其祖父献公从未经墨学专家提出讨论。我们先从“素服”和誓词内容加以蠡测。素服象征一种哀悼，哀悼的对象可以是已逝的先君，也可能是社稷过去所受敌国的创伤和凌辱。誓词的话应分为三小段。开头三句是秦君对敌人（魏）不讲道义、唯暴力是尚作风的概括。紧接的是敌君对秦社稷人民狠毒居心的自白（事实上当然是秦君想象的）。最后几句是对陪誓左右的二三子（将领）恪遵职守、戮力同心，“以勤寡人”勖勉的话。如果本文诠释不误，誓师之“公”不会是指业已能屡胜三晋、屡受天子贺的孝公和惠文君，只可能是充满悲郁心情、长期忍辱负重的献公，而且是远在临终前二年（前364）“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32]之前的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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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讨论《迎敌祠》的巫祝仪式部分。由于《汉书·艺文志》兵阴阳之末列出《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辟兵威势方》七十篇，更由于《迎敌祠》充满了五行迷信，不少近现代墨学专家都认为此篇反映晚期墨学的巫祝化[33]。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全篇是早期秦墨活动的纪实。兹征引《迎敌祠》有关巫祝的原文以备考订它的年代的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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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咸）祷焉，给祷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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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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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胜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