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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子全书》，见四部备要本卷十五，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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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上书，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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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文所征引的《西铭》全文及朱熹注解皆取自《张横渠先生文集》，《正谊堂全书》本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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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台北：水牛出版社，1980），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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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季羨林，《对21世纪人文科学建设的几点意见》，载《文史哲》（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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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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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子全书》卷5，页3，卷12，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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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横渠先生文集》卷5，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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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横渠先生文集》卷5，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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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葛端肃公集》卷7（嘉庆1802重刊本），页1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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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卫湜，《礼记集说》（台北《四库荟要》本）卷63，页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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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文修，《试论〈易大传〉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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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春秋繁露·第七十八·天地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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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十三章 北魏洛阳城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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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古都城的规模与建置，实是人类史上相当特殊、极值得研究的问题。姑以都城所占的地理空间而论，罗马帝国极盛时代的首都罗马所占的面积是大约九方英里，约合七十方清里强。东罗马帝国千余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内外两城所占面积也大约是九方英里[1]。罗马帝国的东西两京无疑义的是传统西方最大的城市。一般欧洲中古名城所占面积都远较上古罗马和中古君士坦丁堡为小。即以中古的伦敦而论，直至13世纪末，其王宫、教堂、官署、市廛、民居等项建筑还填不满上古罗马帝国驻军所筑的城垣，而这座城垣所占的地面不过三百三十英亩，即半方英里另十英亩[2]。而我国唐代的长安，城垣所占的面积，不包括大明宫，已经超过三十方英里，亦即二百三十五方清里；全盛时代城内的人口大约靠近一百万[3]。其规模之宏远，不特在我国历代帝都之上，且为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史上所仅见。至于这种伟大都城建置营划的渊源，陈寅恪先生曾作以下的结论：“东魏邺都及隋代大兴及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4]由此可见北魏后期首都洛阳的规划与建置，实是我国中古史甚或人类史上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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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我国上古中古两大名都之一，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又是我国中古一部杰作，因此北魏洛阳不但引起过当代若干历史家与考古家的注意，并且近年来还成了校刊注释家的重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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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人有关北魏洛阳的著作已经相当可观[5]。再经过大陆上1954年的实地考古勘察，北魏洛阳城垣的方位和尺度这一问题，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不过前此考古结果与文献数字互证工作，似乎还不够精到。本文第一节就进一步作此项文献与考古的互证，并对文献数字提出新的解释与纠正。第二节对北魏洛阳宫苑方位和面积提出讨论，并作推测。第三节讨论千五百年来一直不能解决的北魏洛阳城垣内外的坊里总数问题。《伽蓝记》所给的总数是二百二十，而《魏书》纪传和《资治通鉴》所给的总数是三百二十和三百二十三。这个仅从版本数字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希望从实际推算中得一解答。第四节分析北魏洛阳城郭规划的几种特征及其对后代都城建置的影响。尤注重说明北魏洛阳所创的坊里制不仅是都城土地利用的制度，更是全部京师社会经济营划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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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作，纯出偶然[6]，而且我个人历年研究的时代对象一向偏重明清。初度涉猎中古史料，原不敢望必能有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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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垣的尺度与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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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晋、北魏的洛阳城垣的方位和尺度大致相同，都是由上古成周城原址扩大重建而成，这是古今学人所一致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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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幸而在文献里有数字留传至今。《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7]这两种数字很接近，后者的数字究竟是否全部或一部分是晋初实测而得的；究竟是根据哪个朝代的尺度；究竟是指城垣的哪两边；内中哪些数字准确，哪些可能有传抄的错误——这一些问题都应该与近年考古实勘的结果推算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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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秋之际，大陆上曾对汉魏隋唐的洛阳城址做了实地的考古勘查。勘查结果在1955年由郭宝钧、阎文儒分撰报告，同时发表[8]。阎氏报告较详，附图也比较清楚。本文所引用的实勘数字和附图采自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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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图（本文附图一）中汉魏洛城的东、北、西三边垣墙大体都是根据实测绘制的。南边城垣虽是一条推测的虚线，但是根据东城缘最南端的城垣遗址以直角向西投射而成的。东城垣最南端这个勘出的重要据点，南距今日洛水北岸仅四十八米，其余南部城垣早已都被洛水所浸沉。这充分证明在过去千五百年中，洛水确是不断的北移。《洛阳伽蓝记》所述，当时城墙以南洛水以北，有不少坊里、寺院，又有汉国子学、明堂、辟雍、灵台等建筑。而现在汉魏石经出土处及灵台遗址已距洛水南岸一公里以上。《伽蓝记》云：“出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9]《文选》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河南郡县境界簿》：“城南五里，洛水浮桥。”[10]两者之间相差一里，可能都相当接近事实，因为内中有晋和北魏后期尺度的不同。李善注又引晋杨佺期《洛阳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不但晋里较短，而且可能指着弯曲的洛水距南城垣最远的地方。总之，洛水不断的北移以致淹没冲毀北魏洛城的南垣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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