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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广莫门〔本文作者按:及洛城北垣东部之门,参看附图二〕以西,至于大夏门〔按:即北垣西部之门〕,宫墙相连,被诸城上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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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北垣两门之间较大的一片地方,内中有不少殿阁亭榭和园林蔬圃,就是汉代北宫和芳林园,自魏晋以降直到北魏末叶都叫作华林园[23]。北魏迁洛以后。已无正式北宫之名,可是华林园是宫苑,孝文、宣武等帝不时赐筵和偶尔狩猎的地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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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洛阳小城是纯为永嘉战乱之中增强金墉城防御的一个小堡垒;阎、郭二氏途中认为是洛阳小城的长方地带,除毗连金墉的最西一小块地方以外,其余应系华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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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园和金墉城方位既定,应估计洛城北部全部宫苑的面积。阎图中北城垣最东端向西712米处,有一阙口,宽19米,他确定作汉代穀门及魏晋以降广莫门的遗址,这是对的。由此阙口向西340米处,“以西夷为平地”[25]。这是由于历代盗掘,宫院北墙遗迹毁灭。根据《洛阳伽蓝记》和《元河南志》,我们应该认为这阙口西边向西,凡在我于阎图所称“洛阳小城”全区所加×××线之内的地区,全是北魏的宫苑。照阎图量估,如果将广莫门缺口以西略有弧形之处以直线计,平行量到金墉城西垣,长度是三厘米强,约合1500米强。这宫苑区的南北长度,据阎氏说明,为334米。再加金墉城向北突出部分的面积(南北404米,东西180米),共得约573,720平方米,或作0.574方公里,141.8英亩,1.74方清里。以上面积约数包括大夏门向南分隔华林园和金墉城的街道面积。但这条御道不妨当作北部宫院的一部分。北魏洛城北部宫苑面积看来好像很小,其实以清亩计,共占地939.6亩,内中大都皆系园林亭榭,已足供当年帝室游乐之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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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主要的宫城(以下称宫城)是在洛城的中央。从《洛阳伽蓝记》中所述由宫城各门放射而出的御道,再从阎氏等的局部勘查,宫城方位可以大体确定。宫城的北垣应该沿着阊阖门(洛城西垣自北第二门)平行向东的御道,宫城南垣应该是沿着西阳门(洛城西垣自北第三门)平行向东的御道。这两个城门就是阎图中阿斗坟以南的第二第三阙口,其间距离实测为814米。阎等虽于1954年曾在汉魏洛城中试掘“重点”,而且发现隆起的工程遗迹,可惜当时未曾大规模掘测,至今无法确定宫城东西的长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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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可能宫城东西会较南北稍长。姑以正方粗估,则面积为662,596平方米,或163.4英亩,约合二方清里。北魏宫城面积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勘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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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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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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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图详于地名,可供读者参考。惟并非根据比例而作,当作为示意图看。以下几点,似可商確:(1)城区过大,外郭太小;东郭七里桥、三门等处中洛阳东垣七、八魏里,应向东推展;西南两郭亦应向外推展。(2)洛阳北部宫苑方位形状应照附图(一)修正。(3)洛城北半之步广里、金市北魏时已不存在。(4)城内东部治栗里似应在东阳门之南。(5)据阎等考古实勘,南郭灵台遗址在洛城南垣中点稍西,故周图南部大部地名均应稍向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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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保守的粗估,北魏洛阳宫城和极北部的宫院约占全城面积的八分之一,虽远较唐代东西两京的宫城为小,但较之中古伦敦的全部城区已相差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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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郭坊里总数的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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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全书最后,对北魏洛阳内城外郭的规划建置,有以下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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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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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魏书·广阳王嘉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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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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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宣武帝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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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二年(501)……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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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齐纪十》,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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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司州牧广阳王嘉请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虽有暂劳,奸盗永息。”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之,四旬而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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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魏书》纪传两则与《通鉴》一则皆云三百二十坊或三百二十三坊,近年两位《伽蓝记》的校释者都很怀疑《伽蓝记》的数字之正确,内中一位以为《伽蓝记》的数字可能是错的[31]。但上引《通鉴》一则显系简并《魏书》两则而成,三则同源,不足以证明另种独立史籍数字之必讹。这数字上三、二之辨,实是了解北魏洛阳城郭规模的关键,一般校雠既无法裁决,只有再从推算中求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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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知道《伽蓝记》中一般里程数字之是否准确。洛阳城垣既已证明是大致九、六汉里,《伽蓝记》所云“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自应指城区和四郭大约的总面积。《元河南志》云:“按城之大小见上文,而杨衒之增广而言者,盖兼城之内外也。”[32]这种解释自属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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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魏洛阳附东西南北的极限,《伽蓝记》曾几度提及。卷四,城西,云:“自延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这里虽然仅叙述西郊宗室集中的高等住宅区,实际上已经指出“大洛阳市”的南北距离是十五里。卷二,城东,云:“出建春门外……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33]七里桥确实是离洛城东垣七里,桥下的水也叫作七里涧[34]。由桥往东一里至三门,既为送往迎来之处,又有郭门三道,必为市区东方极限无缺。故东郊极限距洛城东垣八里。卷四,城西:“出阊阖门外七里有长分桥。……朝士迎送,多在此处。”[35]再加洛城“东西六里十步”,将汉里折成北魏后里,计五里弱,恰为二十里。《伽蓝记》中里程数字是大体准确可信的。北魏洛阳城区及副郭总面积约为三百方里,应该是北魏后期的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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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另一先决条件是“合有二百二十里”中的“里”字的定义。“方三百步为一里”,就是每边三百步的正方。按唐武德七年(624)始以五尺为步,前此皆以六尺为步。北魏时一里三百步,故“方三百步”恰恰是一方里。因为方里成为地积单位迟至清代始,所以北魏时不得不以步计。《魏书·广阳王嘉传》所云“各周一千二百步”也就是说“里”是四边每边三百步的正方,即一方里。按里字自古本与邑、邻、闾、巷等字时常混用;但北魏洛阳之所以独称曰里,实因每个坊里恰恰是每边一里。我国大规模相当整齐地规划坊里实自北魏洛阳始,草创伊始,最自然的面积单位是方里。隋唐东都洛阳的坊里仍是正方,而长安的坊里却大多是长方,而面积亦非一方里,所以便称作坊,不再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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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高祖起,太和十九年(495)六月“戊午,诏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颁之天下”[36]。新度量制是为了增加政府的丝绢和粮食的收入,政府当然在提倡新制。宣武初叶规划首都城郭坊里,想当用新尺。每北魏后尺为29.6厘米[37],合0.925清代营造尺,每一北魏方里折合0.855方清里。北魏首都“大洛阳市”的总面积应约为256.5方清里,二百二十坊里的总面积应约为188.1方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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