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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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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晚从严复翻译西方名著起，中国有识之士即已开始探讨中西文化的同异。五四时期，对这问题了解最深刻，眼光最犀利，态度最坦诚，言之最有物的当推一代文史大师陈寅恪先师。早在1919年12月24日，他就在哈佛大学与同窗吴宓（雨僧）先师纵论中西文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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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短处均在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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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及体系更是以广义的人、不是主宰的大神为本，以祖先崇拜为重心。因此，神话虽不算少，但类皆东鳞西爪，缺乏丰富的幻想与哲理。即以比较晚出的创世神话而言，《山海经·大荒西经》只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西汉《淮南子·览冥训》才提到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清儒卢文弨所辑汉末《风俗通义》的《逸文》里，才谈到造人：“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人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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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照例是平铺直叙，就事言事。中国传统文学虽在元明两代已不乏言情的戏剧和小说，但类皆以词藻艳丽称，缺乏生动的个性描写。所以中国古代的神话和文学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像爱的起源这样高度抽象理论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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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示，以西方文化之多元，宗教、文学、哲学创造之丰富，而较有系统论及爱的起源的仅有弥尔顿的《失乐园》和柏拉图的《酒谈会》两部“超级”著作。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是中国唯一的，也是世界上极少数的，对爱情探原的杰作。为集中研赏爱的起源的故事，我们对书中第一及第五回中的寓言架构及其作用暂不讨论；为审慎计，只用曹雪芹自己的文字叙述原委。以下曹氏原文采自《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为此一版本既没有删节，也没有像现行其他版本中增添了与原义大相抵触的一句：“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甲戌重评》本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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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下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煆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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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到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间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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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到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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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此后灵石的主要活动和它下凡前夕的情况，是第一回甄士隐昼寝中由另一僧人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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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按：即灵石）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去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衷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到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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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起源于寂寥，在全书提纲第五回中，另以曲子的方式浓缩地再行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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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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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楔子的指导思想是东方“内在”（immanent）宗教和哲学，认为神灵寓于宇宙万物之中。因此，那块顽石初具灵性之后，而尚未化成人形之前，即已有求偶的强烈要求。此中真谛本是与亚氏寓言中圆柱人中分后两半重合的渴求和《失乐园》中亚当求偶之源出孤寂基本相通的。所不同者在于《红楼梦》中灵石在渴望求偶的同时即对仙草无条件地做出“自我奉献”——“日以甘露灌溉”。案：亚氏中分后的人都因感到性和情感上的不足才渴望重合彼半，此外似并无深意。弥氏《失乐园》手法高明，除明申丈夫亚当地位权力均高于妻子夏娃外，微妙地描绘出亚当为真的爱情所驱使，对夏娃的人格、个性、意愿都相当尊重，并极力避免强施丈夫的种种特权。这一意境已相当接近“体贴”。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近于“体贴”之情是他们成婚后逐步发生的，在亚当向上帝求偶之时，他的要求是单纯生理和心理的。当无法预料仙草是否将会回应之时，灵石已主动地、不计功利地向她做出自我奉献，这不能不说是《红楼梦》原爱理论中独具的“高贵”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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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起源本身，在逻辑上本与以后爱的发展和结局并无直接的必然关系。由于《红楼梦》是一部有关“爱”的综合巨著，爱的起源、发展和结局都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更由于悲剧性的结局，楔子中讲爱的起源之时，即不得不尽先埋伏下悲剧的根苗——下凡前夕绛珠仙草以泪偿情的心愿。其中哲理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佛教因果因缘的观念。但作者的艺术手法似乎比希腊悲剧中特尔斐（Delphic）女祭司传达神谕（oracle）还要高明。神谕虽多半因悲剧主角已犯伦理过失，但有时主角是正直不阿的英雄人物而无辜遭受悲惨的结局，以致剧中硬性的神谕会引起读者的不平。再则神谕或由人从女祭司处代传，或由合唱队唱出，从近代的观点看，总不免是一种外来（extrancous）的因素。而《红楼梦》楔子以后，宝、黛关系和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复杂人事的发展，不受外在超自然力量的干扰。这种芝草以泪偿情的覃思奇构开门见山就给读者一种永恒凄惋的感受。由于全书主题及结构的不同，这种凄惋的感受是读西方两大名著中爱的起源时所不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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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爱的起源的讨论之前，史料渊源问题理应略事检讨。积累研究明示《旧约·创世纪》故事中的多种“原材料”，如造人、乐园、蛇、人本不朽而因堕失而丧失不朽等等，皆可上溯到古代近东较早的农耕和游牧民族。希伯来人的天才在吸收了各种原材料而能创出迥然不同的宗教与伦理体系。弥尔顿是17世纪欧洲最大的“通儒”之一，《失乐园》中的旧原料是多到不可胜数的，但他在这长篇史诗中艺术再创造水准之高、规模之大是举世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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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柏拉图所述亚氏圆柱人中分的寓言，是源于印度的，亚氏以喜剧家的天才对它略加修改，以诙谐不经的方式讲述出来的，因此，两千多年来迷惑了不知多少读者。其“精意”要等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建成之后始大明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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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原爱故事中旧材料可称是最少的。石头这件原料确有其较早渊源。故事背后的老庄和禅悦是盛清士大夫普通的文化消遣。但顽石变成灵石，灵石以甘露灌溉仙草，仙草立愿以泪报偿雨露之恩（恩在此就是爱），这一构想和写法，即使不经系统的考证，也应该可以肯定是清新原始的，是代表曹雪芹个人对爱之始于寂寥的深刻而又沉痛的体会。依靠旧原料之多少虽与评估三大爱之起源的故事的高下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曹的故事所依靠的旧材料最少，原始性最高，即反映他幻想的丰富和创造天才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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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爱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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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的性格与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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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石之一是自婴儿时期即已具有的恋母仇父情结（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这个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广泛研讨和临床试验，已经证明大体上极为有用。但这原则不能直接应用于宝玉。基本原因是他的家庭不是近代西方式以父母子女构成的小家庭，而是盛清时代贵族大家族。当代心理分析学派早已承认社会环境和教育等因素的不可忽视，早已不以单纯的性潜能（libido）解释性格与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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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的生母是王夫人，荣府妇女中地位之高，仅亚于贾母。《红楼梦》书中曾有概述，贾府男女婴儿各由乳母一人喂奶，乳母称嬷嬷，在仆从中地位较高。喂奶之后，婴儿其余诸事均由各房丫鬟们看管侍候。婴儿及儿童照例是生长于很多妇女之手。以宝玉论，他最初吃奶，从口腔中得到满足之时，还没有观察老少美丑的能力；恐怕他自感官开始发育起，对乳母李嬷嬷即无好感，这可以从第二十回叙事中追测——宝玉初移入怡红院时，对李嬷嬷深恶痛绝到曾一度坚持要把她撵出去，以免她不断欺凌丫鬟们。宝玉自能辨声、色、味、嗅、温凉、皮肤接触之前，即已受到丫鬟们经常拍、抱、闻、吻，他的恋母情结一定是与王夫人无关，一定是复合型（composite）、多样型的。像宝玉这类的“个案”，不特西方心理分析专家未曾研究过，中外心理、教育、社会、历史、文学等专家似也未曾注意及之。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宝玉自始即不具有对任何个别女孩子的恋结，等到知识稍开之后，即由对多型女孩的喜爱扩大转移到对女性（gender）的理想化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清爽”，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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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宝玉并非对整个女性都理想化。他厌恶老丑、生过孩子的女人，认为未出嫁的姑娘们最纯洁美好。弗洛伊德认为在开化社会中，一般而言，童贞成为男性占有、控制女性的欲望与权利的象征[15]。这看法大体是正确的[16]。宋明以后的中国，对程颐的“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越来越重视，男子对女子童贞及贞节的单面自私的看法，也就更为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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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的童稚时期既不是西方式的恋母，当然也不会像西方单纯的“仇父”。贾政是二府中最正直的“老爷”，性生活比较有节制，从未曾糟蹋过任何美貌侍女。所以从窄狭的潜意识讲，贾政在性方面从来不是宝玉嫉妒的对象。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是研究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的经典著作[17]。按此书理论，婴儿初生时，其心灵结构中仅有“本我”（id）。“本我”是性潜能及其他原始强烈欲望的渊薮，最初婴儿每一欲望，如饥饿，必须立即满足。随着婴儿脑子及感官机能的逐步发展，诞生五、六个月之后，那调节本我的“自我”（ego）已开始生长，但作为人的良心裁判者的“超我”（superego）大概要从五、六岁或稍晚才开始生长。如在近代西方，儿童从五、六岁起亟需父母的管教和对人事环境的初步了解。如果是男孩，这阶段中父教尤其重要。据心理分析原理，男孩最初的“仇父”心理，随着超我的生长，往往会变成对父亲的景仰，由景仰而模仿，以致还可能养成儿子渐具事业方面将来超过父亲的意愿和决心。由于贾政忙于公事，对宝玉既不能经常合理地加以督责和奖励，又不能采取放任政策由他去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禀赋。宝玉的超我既然绝对不容许“仇父”念头的存在（因为在当时社会里，尤其是在缨簪诗礼之家，“仇父”是不容于国法家法，不齿于人类的），他心理上“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s）中最自然的办法是把经常“惧父”的紧张转移到对全体男性的憎厌。这是“防御机制”中常用的“置换”（displacement）方法。此外，宝玉生长过程中亲自观察到宁荣两府成年男子行为的鄙劣和对女性的玩弄摧残，当然更促成这种心理“置换”程序。因此，冷子兴口述宝玉说“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