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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庄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一文中，何院士以《庄子·天下》篇首中几个关键词，尤其是“道术”作切入点，探讨百家争鸣前，先秦哲学思想重心及其基本关怀。他发现“道术”一词，并非源于道家，而是初见于《墨子·尚贤上》；《墨子》所言的道术，根本为最现实功利的君王统治术。何院士一本严谨治学态度，检视《论语·子路》、《鹖冠子·天则》及《淮南子·兵略训》等文献，察觉都出现与《墨子》论道术文义相同的文句，指出“五重文本迭合的证据已足有力地说明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决不是对‘宇宙人生本原’的形上探索，而是不出日用人伦范畴的最现实的‘君人南面之术’”。《庄子·天下》所讳言的学派为孙子；何院士认为其中症结所在，实因孙子彻底奉行行为主义，其在应用方面对墨子的影响则为“不得不将孙武的行为主义全都加以伦理化”；这样墨子便对行将争鸣的百家产生一种“道义”上的威吓。影响所及，“迫得百家的理论都不得不披上道德、清静、无为、心性及其它形上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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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一文完稿于何院士去世前两年，其时他已年逾九十，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仍能以高度的历史想象力对“秦墨”这一千古历史迷团，拨云指日，提出缜密而具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此文重要贡献如后：就战国史而言，史家咸认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方奠定强盛基础；何院士则登高致远，直指秦献公才是其中关键。他在文中开端以历史文献如《水经注》、乾隆（1784）《韩城县志》，结合近代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从河西地貌揭示战国初期的秦魏之战的历史意义，秦献公即位之初的严峻形势，以及其如何藉墨者之助扭转局面，落实一系列军政新措施雪耻图强，商鞅变法不过顺其势而弘扬，凡此俱为研治战国史学者多所忽略，幸赖何院士心细如发，发前人未发之覆。就墨学研究而言，晚清以来，墨学复兴，名家辈出，在文本考订、思想史，以至军事史等领域俱有相当建树。唯何院士另辟蹊径，点出前人在墨学这一领域尚未能圆满解决的问题，如巨子制兴替始末、秦墨在秦国变法图强中的作用，以及墨家集团的命运——走向湮灭无闻，推陈出新，提出卓见。巨子制前人虽有所探讨，但因史料所限，语焉不详，点到即止；何院士虽受同样制约，唯因充分发挥史家技巧，以《吕氏春秋》几条相关记载为定锚，逐层剖析，从人所周知的史料切入，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编织出一幅人所未悉的历史图像，提出目前为止最为周延的探讨。至于墨家湮没无闻的原因，《庄子·天下》篇及《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所言，俱有相当道理，见解却不如何院士从正反的异化辩证角度点出墨家与统治集团关系演变那样鞭辟入里。文中最后以汉宣帝一段话及毛泽东诗作为总结，画龙点睛，更能彰显课题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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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院士谦称自幼因长篇背诵工夫太少，全不涉及文字、音韵及训诂等国学基本工具，以致“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然的才气”[10]。管见认为书中所收的历史论文，确是“理胜于文”或“质胜于文”，唯就涉及文学领域的《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文所见，文中遣词、用字、造句饶富文采，兹摘录其中一段以见一斑：“亚当入世初醒，睡眼惺松之际，已发觉四周有平畴绿野、丘陵鸣泉、林木垂荫、百花锦簇、仙果累累、甘芳欲滴，真如原诗屡度综述，色（sight）、香（smell）、味（taste）无不具备，供他摘食享用。动物方面，猛如狮虎，驯若糜鹿，莫不和祥共处，各自成双，嗅吻狎昵。好一派春日迟迟，懒洋洋单身汉奈何不得的醉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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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院士自承是个相当“傲慢”的历史学家，史学界每以“目空当世”或“目无余子”来形容他[11]。唯就书中所见，对论著成果确有贡献，或对其研究有所帮助的前辈、同辈，以至晚辈学人，他都一一予以称道。即便西方著名汉学家及人类学家Berthold Laufer于1906年所发表的“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East Asia”一文，何院士认为虽是史料不足，不熟悉原始史料，不免错误和偏激之见的不成熟之作，但已显出作者“治学的魄力和权衡轻重的能力”。这样不吝对他人长处予以慷慨肯定及欣赏，尊重前人业绩，足证何院士具有十足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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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动的是，从何院士二次荣退，到他生命最后阶段的二十多年间，委身于一个新领域的基本大课题研究，奔波于图书馆查证史实及搜罗史料而外，其间所撰论文每字都亲自下笔为之，从不假手他人。如背后没有坚强及惊人的毅力与意志，特别是感情的驱力，这些论文实无可能以目前面貌出现。一些论文如《司马谈、迁父子与老子年代》及《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何院士更是精益求精，不惮一再修改。他以“老骥伏枥”来形容这一阶段，先秦思想攻坚所作的努力，实在贴切不过。书中博大精深的多面性研撰，引领后学徜徉并穿越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领域攻坚的成果，虽尚不足以成为定论，但今后研治这方面的学者，或不赞同何院士所说，势不能回避书中相关论文的论点。就本书所见，笔者察觉何院士尚有如《董仲舒宦业系年考辨》等待刊文稿，企盼及早整理出版，嘉惠学林。在古往今来的万古历史长河中，尽管这位真正的学术巨人遽然逝去，他毕生耕耘的成果当能经得起时代考验，永垂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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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页407—408、44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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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52。按何院士近年唯一一篇英文论文是为驳斥日裔女史家Evelyn Sakakida Rawski于1996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卸职演说《清史再反思》而作。参见“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1998): 12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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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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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Salt Merchant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2(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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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即便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冷战方殷，中国大陆对外锁国，何院士依然致书北京图书馆，请其代为借取所需史料。“北京图书馆转来何炳棣自蕃古会［Vancouver］来书，欲借《永宪录》。”“北京图书馆专人持函取《永宪录》去，颇诧其轻率，然不能不予之。”分别见邓之诚，《邓之诚文史札记》（邓瑞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页1075，1958年3月28日条；页1076，1958年3月31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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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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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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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关何院士尊人为他早期教育所作的规划，参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7—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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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按：何院士在这领域最早的成果是四十年前发表的《西周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1973）。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后，何教授尚发表《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一文，载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股份实业有限公司，2006）。可惜这两篇论著没有收进本书。读者宜一并参看，庶能对何院士在这领域的业绩及成果有更全面及完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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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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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34、349；“何炳棣日前到台，将去香港，晚王雪艇［世杰］宴之于南港，论及美国之汉学家，颇乏好评，渠一向目无余子也。”见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页697，1966年12月26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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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何炳棣教授履历及主要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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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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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文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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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5年 清华大学教员（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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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考取第六届清华中美庚款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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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 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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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英国及西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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