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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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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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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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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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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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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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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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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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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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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有一个说法——“长时段”史观,即以比观照省思对象的历史更长的历史视野作为理解背景,去理解某一具体时段的人、物、事及其关联,其真实性及其意义才会得到更为妥帖的梳理和呈现。嵇文甫先生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后文简称《史话》)对诸子思想的梳理,即是如此,值得读者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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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文甫(1895—1963),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即因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1915年,在积累了一年半的微薄收入之后,又赴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同班同学中包括后来和他并称“南冯北嵇”的冯友兰等著名学者。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建国后任河南大学副校长、校长;郑州大学首任校长等职务;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思想史研究主要专注于先秦及晚明清初时段,先秦段研究著作主要有《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等,而《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则被誉为其晚年的定谳之作。该书写成于1958年,出版于1961年,绝版多年后,曾收入《嵇文甫文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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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中国也是唯一一个以一统形态存续了二千多年,其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都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国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是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一个文明与国家褒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以布罗代尔长时段史观中“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视野看,可以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为中华文明形成这样的“结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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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奠定的?简单来说,即是诸子思想及其功用具有多元互补性。按照嵇先生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作出的理解,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各放异彩”的诸子思想,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一把火就给烧灭绝了,相反,它们发生了转化和蜕变。嵇先生认为,诸子思想虽然主张极鲜明,但“经彼此摩荡的结果,各自的锋棱,各自的极端性,都渐渐磨掉”,这是各家学说蜕变的过程,也是调和互补的过程。秦汉一统国家建立后,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但“这样的儒家,毕竟‘网开三面’,对各家的残余显示其恢宏大度”。从大一统的历史演进过程看,这个互补和“网开三面”的结果是:政治层面是外儒内法,即政治上看起来是儒家式的纲常维系,但实际上尤其中枢权力是按照法家式的君臣之术运作的;社会层面是外法内儒,即看起来法令禁忌繁多,但维系社会稳定的要素主要还是儒家的伦理风俗和宗法传统;国家精英层面则是儒道法兼融,即一统国家的一流人物,几乎都是儒道法(唐之后又融入了释,即佛教)兼综而用的代表,如著名的“萧规曹随”,以及宰辅典范如谢安、魏征等,是有为与无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则是儒道释融合的人生样本。明晰这些历史基本面,再看《史话》的具体内容,大概就能触摸到春秋战国思想及其功用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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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话》中,嵇先生对诸子思想作出了很多启示性的理解。孔子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很大程度上讲,既因为他是集大成的文化继承者,这体现为他对“礼”的整理与继承,也因为他总结前贤往圣的生命质地,从中提炼出“仁”来作为人之为人的质地。虽然后人都认同孔子以“仁”讲“礼”,以“礼”行“仁”,但嵇先生却拈出“心安”来解释孔子的以仁讲礼,认为“一切礼也都为行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把“礼”看作是仪式化的规制,而视“礼”为显现和实现“仁心”的载体与通道。在有关墨子思想的梳理中,嵇先生对儒墨做了比较性的分析,他认为墨家的思想质地是讲“齐”,即尽可能“整齐划一”,而儒家则认可“畸”,即应该也可以不一样。基于此,虽然儒墨都讲节制之“用”,但儒家讲“用”的文化政治的意义多些,而墨家之“用”只是就维系生活的基本物质内容立说。儒墨也都讲“爱”,但儒家的“爱”重在内心,由“亲亲”开始,墨家之“爱”却注重外在实效。至于道家,嵇先生以“反”字为“秘诀”去理解老子的思想,实为简明之极;以“变”去理解庄子思想,认为名家学说具有“市民性”,也是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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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对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善恶的看法,最有拨云见日之效。嵇先生拈出极普通的“可以”二字,即化解人们对孟荀人性论理解的歧见。他说:“孟子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说性‘可以为善’,但‘可以为善’还不能说就是善啊。”同样地,由于荀子认为“小人可以为君子,却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荀子·性恶》)故嵇先生说,“既然说‘可以为善’不能算就是‘善’,那末,同样的,‘可以为恶’也不能算就是‘恶’。”这类原典中极明晰的道理,如今不少研究者有漏看罔顾之嫌,而偏偏去费口舌争孟荀“性”之善恶的纯粹性,其故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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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先生精熟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法,对西方思想也相当明白,但它们只是其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工具,在本书中并没有上升为衡量本土思想文化的标准。这在当时的情形中,尤为难得。嵇先生曾分别于1954、1956年作《怎样对待文化遗产》和《珍视祖国的思想遗产》两文,其中提出应严肃而宽容地对待文化遗产,“严肃”是指对文化遗产进行“仔细审谛”;“宽容”是指不对古人求全责备。也因为此,嵇先生在回忆自己早年在北京大学开课情况时说,鉴于中西思想的不同,西方有些关键性的概念,在中国思想中找不到对应词,于是,他“不迁就那些名词”(指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等),而把“宋代哲学”的课程讲义名为“宋儒学说讲稿”。通览《史话》,贯穿其中的就是嵇先生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深切认知与情怀。顺带说明的是,这种情怀在他人生最后两年对晚明思想的反思与研究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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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本为当时的青年人了解传统思想文化而写,嵇先生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把道理讲透,“要叫人家看得懂”。我想,即使今天能把思想史写得如此深入浅出的学者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忽略那些当时不得已的表述,《史话》依然是一部让人开卷有益的简明断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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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版《史话》,还附入了《民族哲学杂话》,以便让读者更贯通地理解春秋战国思想,如果说《史话》是以流派为纲;那么《杂话》则是以范畴为目,嵇先生特别拈出中、仁、诚、理气、天人、义命、常变、一多、行知、王霸等十个我们绕不开的本土思想核心范畴,不拘形式,自抒心得,娓娓道来,俱见精光。《杂话》写于抗战时期,其对当下时事的究心,正是“见危授命”的儒家式士人情怀的显现。后来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体例和《杂话》大同小异,映现的也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悟解中国思想的共通性表达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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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校是根据初版以及《嵇文甫文集》卷下《春秋战国思想史话》部分,择优而从。对其文字与表述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属于经典作品,为了保存原貌,审校过程中我们不做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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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5日于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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