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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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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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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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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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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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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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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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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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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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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有一个说法——“长时段”史观，即以比观照省思对象的历史更长的历史视野作为理解背景，去理解某一具体时段的人、物、事及其关联，其真实性及其意义才会得到更为妥帖的梳理和呈现。嵇文甫先生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后文简称《史话》）对诸子思想的梳理，即是如此，值得读者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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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文甫（1895—1963），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即因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1915年，在积累了一年半的微薄收入之后，又赴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同班同学中包括后来和他并称“南冯北嵇”的冯友兰等著名学者。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建国后任河南大学副校长、校长；郑州大学首任校长等职务；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思想史研究主要专注于先秦及晚明清初时段，先秦段研究著作主要有《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等，而《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则被誉为其晚年的定谳之作。该书写成于1958年，出版于1961年，绝版多年后，曾收入《嵇文甫文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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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中国也是唯一一个以一统形态存续了二千多年，其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都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国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是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一个文明与国家褒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以布罗代尔长时段史观中“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视野看，可以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为中华文明形成这样的“结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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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奠定的？简单来说，即是诸子思想及其功用具有多元互补性。按照嵇先生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作出的理解，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各放异彩”的诸子思想，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一把火就给烧灭绝了，相反，它们发生了转化和蜕变。嵇先生认为，诸子思想虽然主张极鲜明，但“经彼此摩荡的结果，各自的锋棱，各自的极端性，都渐渐磨掉”，这是各家学说蜕变的过程，也是调和互补的过程。秦汉一统国家建立后，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但“这样的儒家，毕竟‘网开三面’，对各家的残余显示其恢宏大度”。从大一统的历史演进过程看，这个互补和“网开三面”的结果是：政治层面是外儒内法，即政治上看起来是儒家式的纲常维系，但实际上尤其中枢权力是按照法家式的君臣之术运作的；社会层面是外法内儒，即看起来法令禁忌繁多，但维系社会稳定的要素主要还是儒家的伦理风俗和宗法传统；国家精英层面则是儒道法兼融，即一统国家的一流人物，几乎都是儒道法（唐之后又融入了释，即佛教）兼综而用的代表，如著名的“萧规曹随”，以及宰辅典范如谢安、魏征等，是有为与无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则是儒道释融合的人生样本。明晰这些历史基本面，再看《史话》的具体内容，大概就能触摸到春秋战国思想及其功用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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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话》中，嵇先生对诸子思想作出了很多启示性的理解。孔子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很大程度上讲，既因为他是集大成的文化继承者，这体现为他对“礼”的整理与继承，也因为他总结前贤往圣的生命质地，从中提炼出“仁”来作为人之为人的质地。虽然后人都认同孔子以“仁”讲“礼”，以“礼”行“仁”，但嵇先生却拈出“心安”来解释孔子的以仁讲礼，认为“一切礼也都为行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把“礼”看作是仪式化的规制，而视“礼”为显现和实现“仁心”的载体与通道。在有关墨子思想的梳理中，嵇先生对儒墨做了比较性的分析，他认为墨家的思想质地是讲“齐”，即尽可能“整齐划一”，而儒家则认可“畸”，即应该也可以不一样。基于此，虽然儒墨都讲节制之“用”，但儒家讲“用”的文化政治的意义多些，而墨家之“用”只是就维系生活的基本物质内容立说。儒墨也都讲“爱”，但儒家的“爱”重在内心，由“亲亲”开始，墨家之“爱”却注重外在实效。至于道家，嵇先生以“反”字为“秘诀”去理解老子的思想，实为简明之极；以“变”去理解庄子思想，认为名家学说具有“市民性”，也是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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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对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善恶的看法，最有拨云见日之效。嵇先生拈出极普通的“可以”二字，即化解人们对孟荀人性论理解的歧见。他说：“孟子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说性‘可以为善’，但‘可以为善’还不能说就是善啊。”同样地，由于荀子认为“小人可以为君子，却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荀子·性恶》）故嵇先生说，“既然说‘可以为善’不能算就是‘善’，那末，同样的，‘可以为恶’也不能算就是‘恶’。”这类原典中极明晰的道理，如今不少研究者有漏看罔顾之嫌，而偏偏去费口舌争孟荀“性”之善恶的纯粹性，其故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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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先生精熟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法，对西方思想也相当明白，但它们只是其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工具，在本书中并没有上升为衡量本土思想文化的标准。这在当时的情形中，尤为难得。嵇先生曾分别于1954、1956年作《怎样对待文化遗产》和《珍视祖国的思想遗产》两文，其中提出应严肃而宽容地对待文化遗产，“严肃”是指对文化遗产进行“仔细审谛”；“宽容”是指不对古人求全责备。也因为此，嵇先生在回忆自己早年在北京大学开课情况时说，鉴于中西思想的不同，西方有些关键性的概念，在中国思想中找不到对应词，于是，他“不迁就那些名词”（指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等），而把“宋代哲学”的课程讲义名为“宋儒学说讲稿”。通览《史话》，贯穿其中的就是嵇先生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深切认知与情怀。顺带说明的是，这种情怀在他人生最后两年对晚明思想的反思与研究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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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本为当时的青年人了解传统思想文化而写，嵇先生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把道理讲透，“要叫人家看得懂”。我想，即使今天能把思想史写得如此深入浅出的学者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忽略那些当时不得已的表述，《史话》依然是一部让人开卷有益的简明断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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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版《史话》，还附入了《民族哲学杂话》，以便让读者更贯通地理解春秋战国思想，如果说《史话》是以流派为纲；那么《杂话》则是以范畴为目，嵇先生特别拈出中、仁、诚、理气、天人、义命、常变、一多、行知、王霸等十个我们绕不开的本土思想核心范畴，不拘形式，自抒心得，娓娓道来，俱见精光。《杂话》写于抗战时期，其对当下时事的究心，正是“见危授命”的儒家式士人情怀的显现。后来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体例和《杂话》大同小异，映现的也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悟解中国思想的共通性表达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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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校是根据初版以及《嵇文甫文集》卷下《春秋战国思想史话》部分，择优而从。对其文字与表述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属于经典作品，为了保存原貌，审校过程中我们不做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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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5日于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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