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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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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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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有一个说法——“长时段”史观，即以比观照省思对象的历史更长的历史视野作为理解背景，去理解某一具体时段的人、物、事及其关联，其真实性及其意义才会得到更为妥帖的梳理和呈现。嵇文甫先生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后文简称《史话》）对诸子思想的梳理，即是如此，值得读者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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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文甫（1895—1963），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即因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1915年，在积累了一年半的微薄收入之后，又赴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同班同学中包括后来和他并称“南冯北嵇”的冯友兰等著名学者。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建国后任河南大学副校长、校长；郑州大学首任校长等职务；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思想史研究主要专注于先秦及晚明清初时段，先秦段研究著作主要有《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等，而《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则被誉为其晚年的定谳之作。该书写成于1958年，出版于1961年，绝版多年后，曾收入《嵇文甫文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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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中国也是唯一一个以一统形态存续了二千多年，其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都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国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是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一个文明与国家褒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以布罗代尔长时段史观中“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视野看，可以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为中华文明形成这样的“结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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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奠定的？简单来说，即是诸子思想及其功用具有多元互补性。按照嵇先生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作出的理解，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各放异彩”的诸子思想，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一把火就给烧灭绝了，相反，它们发生了转化和蜕变。嵇先生认为，诸子思想虽然主张极鲜明，但“经彼此摩荡的结果，各自的锋棱，各自的极端性，都渐渐磨掉”，这是各家学说蜕变的过程，也是调和互补的过程。秦汉一统国家建立后，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但“这样的儒家，毕竟‘网开三面’，对各家的残余显示其恢宏大度”。从大一统的历史演进过程看，这个互补和“网开三面”的结果是：政治层面是外儒内法，即政治上看起来是儒家式的纲常维系，但实际上尤其中枢权力是按照法家式的君臣之术运作的；社会层面是外法内儒，即看起来法令禁忌繁多，但维系社会稳定的要素主要还是儒家的伦理风俗和宗法传统；国家精英层面则是儒道法兼融，即一统国家的一流人物，几乎都是儒道法（唐之后又融入了释，即佛教）兼综而用的代表，如著名的“萧规曹随”，以及宰辅典范如谢安、魏征等，是有为与无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则是儒道释融合的人生样本。明晰这些历史基本面，再看《史话》的具体内容，大概就能触摸到春秋战国思想及其功用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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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话》中，嵇先生对诸子思想作出了很多启示性的理解。孔子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很大程度上讲，既因为他是集大成的文化继承者，这体现为他对“礼”的整理与继承，也因为他总结前贤往圣的生命质地，从中提炼出“仁”来作为人之为人的质地。虽然后人都认同孔子以“仁”讲“礼”，以“礼”行“仁”，但嵇先生却拈出“心安”来解释孔子的以仁讲礼，认为“一切礼也都为行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把“礼”看作是仪式化的规制，而视“礼”为显现和实现“仁心”的载体与通道。在有关墨子思想的梳理中，嵇先生对儒墨做了比较性的分析，他认为墨家的思想质地是讲“齐”，即尽可能“整齐划一”，而儒家则认可“畸”，即应该也可以不一样。基于此，虽然儒墨都讲节制之“用”，但儒家讲“用”的文化政治的意义多些，而墨家之“用”只是就维系生活的基本物质内容立说。儒墨也都讲“爱”，但儒家的“爱”重在内心，由“亲亲”开始，墨家之“爱”却注重外在实效。至于道家，嵇先生以“反”字为“秘诀”去理解老子的思想，实为简明之极；以“变”去理解庄子思想，认为名家学说具有“市民性”，也是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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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对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善恶的看法，最有拨云见日之效。嵇先生拈出极普通的“可以”二字，即化解人们对孟荀人性论理解的歧见。他说：“孟子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说性‘可以为善’，但‘可以为善’还不能说就是善啊。”同样地，由于荀子认为“小人可以为君子，却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荀子·性恶》）故嵇先生说，“既然说‘可以为善’不能算就是‘善’，那末，同样的，‘可以为恶’也不能算就是‘恶’。”这类原典中极明晰的道理，如今不少研究者有漏看罔顾之嫌，而偏偏去费口舌争孟荀“性”之善恶的纯粹性，其故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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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先生精熟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法，对西方思想也相当明白，但它们只是其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工具，在本书中并没有上升为衡量本土思想文化的标准。这在当时的情形中，尤为难得。嵇先生曾分别于1954、1956年作《怎样对待文化遗产》和《珍视祖国的思想遗产》两文，其中提出应严肃而宽容地对待文化遗产，“严肃”是指对文化遗产进行“仔细审谛”；“宽容”是指不对古人求全责备。也因为此，嵇先生在回忆自己早年在北京大学开课情况时说，鉴于中西思想的不同，西方有些关键性的概念，在中国思想中找不到对应词，于是，他“不迁就那些名词”（指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等），而把“宋代哲学”的课程讲义名为“宋儒学说讲稿”。通览《史话》，贯穿其中的就是嵇先生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深切认知与情怀。顺带说明的是，这种情怀在他人生最后两年对晚明思想的反思与研究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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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本为当时的青年人了解传统思想文化而写，嵇先生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把道理讲透，“要叫人家看得懂”。我想，即使今天能把思想史写得如此深入浅出的学者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忽略那些当时不得已的表述，《史话》依然是一部让人开卷有益的简明断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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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版《史话》，还附入了《民族哲学杂话》，以便让读者更贯通地理解春秋战国思想，如果说《史话》是以流派为纲；那么《杂话》则是以范畴为目，嵇先生特别拈出中、仁、诚、理气、天人、义命、常变、一多、行知、王霸等十个我们绕不开的本土思想核心范畴，不拘形式，自抒心得，娓娓道来，俱见精光。《杂话》写于抗战时期，其对当下时事的究心，正是“见危授命”的儒家式士人情怀的显现。后来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体例和《杂话》大同小异，映现的也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悟解中国思想的共通性表达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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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校是根据初版以及《嵇文甫文集》卷下《春秋战国思想史话》部分，择优而从。对其文字与表述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属于经典作品，为了保存原貌，审校过程中我们不做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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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5日于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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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向青年读者说几句话（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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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是特意为贡献给青年朋友们而写出的。首先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青年们要读中国古代思想史？作为一个现代的青年了解这些古老思想，究竟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好处呢？我想从三方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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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可以使青年认识和热爱祖国丰富的思想遗产。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在他们长期历史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无穷的聪明智慧，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给我们留下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例如近几年来，我们在祖国医学、农学、艺术……各方面所发掘出来的许多宝贵东西，大大引起国际间的重视，予以很高的评价。这就证明，决不象胡适所说那样，我们的祖先，这也不如人，那也不如人。恰恰相反，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巨大文化宝库，使我们得以拥有这许多优秀的文化财富，拿来贡献给全人类而自豪。从思想史来看，每一个时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以其创造性的思想劳动，揭露真理，反映现实，推动时代前进。就拿春秋战国来说，真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当时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有自己的阶级立场，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各有自己的思想方法，各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正反映了一个伟大历史变革的时代，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种种动态。真是洋洋大观，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发和教育。但是有些人看不见祖国这种丰富的遗产，把一部中国思想史用“封建落后思想”几个字一笔抹杀，反以掇拾外国学者的一言半语而沾沾自喜，这种妄自菲薄的思想和态度是非常要不得的。我们认为要青年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正是要掘开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思想宝藏，把那些琳琅满目的各家学说有批判地介绍给青年看，使他们认识它、熟悉它，以至重视它，引起他们对于祖国的自豪感。这是一种有力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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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以使青年受到一种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们讲古代思想史，不是把各家各派的学说随便罗列出来，任意地乱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思想怎样产生、发展和消灭；怎样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为阶级斗争服务；怎样反映现实，而又推动现实，指导现实，这里面是有一种深刻的科学理论贯注着的。比如孔子、墨子、老子的学说，各有它的社会基础，和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有些人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抓住些表面的现象，随便解释，任意附会，于是乎什么“积极的救世派”和“极端的破坏派”的笼统头衔顺手给孔子和老子分别送上（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墨子竟成了印度人（胡怀琛和卫聚贤讲的），这算什么思想史呢！我们认为中国思想史和其他各民族的思想史一样，都不能跑出一般历史发展规律以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踢开那些唯心主义的胡诌，从中国思想史的具体事实中，探索它的客观规律性，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有些青年朋友们可能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概念还很生疏，如什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啦……可能还不大理解其具体含义。可是我们也不一定要搬弄这些名词和概念，只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地、很具体地把中国思想史上的真实情况叙述出来，那就是最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那将比抽象地讲理论更容易理解，也更有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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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可以揭破那些神秘说教，给青年们一种思想斗争的武器。我们珍重和热爱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思想遗产。但是这种珍重和热爱是有分析的，一定要辨别清楚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同时也是恰合分际，立脚在现实上的，决不是脱离实际，莫明其妙地乱捧。有许多反动学者、顽固派或国粹主义者，硬想把中国拉出一般历史发展轨道以外，把中国说得一切特殊，一切优越，把几个古代“圣贤”推崇到不可理解，好象不是这个世界中的人的样子。梁漱溟就是个例子，他讲什么“孔家哲学”“周孔教化”……真是神乎其神。照他的讲法，好象偏偏我们中国得天独厚，当上古时代，就降生下周公、孔子这样的大圣人，给我们“制礼作乐”，使我们能过着“理性”的生活，懂得人生的真义，直至形成汉以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那样独特的社会，没有走上象西方那样阶级斗争的错误道路，看是多么美妙吧！我想青年朋友们听到这种怪论，一定会感觉到莫明其妙，要想批评，也苦于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些怪论是经不起历史唯物主义的阳光照耀的。任何思想学说，归根究底，都不能不是它那个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从一定现实社会中生根，给一定社会阶级服务，都不是那么神圣，超出凡尘的。我们讲古代思想史，正是要帮助青年认识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撕破它们那些美丽的面纱，剥露出它们的真实形象来，不再陷入它们的迷魂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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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述看来，叫青年读古代思想史实在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决不是什么多余的事，自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困难。首先说，那些古老的思想体系，以及表达的方式和使用的术语，对于现代青年来说，都是很生疏，不习惯的。什么“性”啦、“道”啦、“理”啦、“气”啦，都是些现代读物上所绝少碰到的老名词。青年一读这些书，简直象走进另一个世界，到处陌生，这已经够别扭了。如果再加以旁征博引和烦琐考证，那真要把人陷入云里雾中，又怎么能叫青年来接近它呢？为着减轻青年们阅读的困难，就要求写古代思想史这一类书必须写得很通俗，能把那些古老思想用明白生动的现代语言表达出来。但是要满足这一要求也不大容易。既需要把那些古老思想剥烂揉碎，融会贯通，理会得透熟；又需要能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灵活运用，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生拉硬套，另外还得善于写深入浅出的通俗文字。不具备这几点，要写出一本适合于青年阅读的古代思想史是办不到的。我自己知道水平低，没有具备这些本领。现在写《春秋战国思想史话》这本小书，谨持这种态度：不旁征博引，作烦琐的考证；不支离蔓衍，在枝叶上纠缠；不模糊影响，讲些连自己也不懂的道理；而只是提纲挈领地，抓住些明明白白的主要论点，就自己所能理解到的讲个透彻；遇有必须引用的古书原文，该解释的解释，该翻译的翻译，总之要叫人家看懂。这是我的一点小小企图，究竟是不是真能办到，我也没有把握。如果青年朋友们读这本小书，能随时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那自然是我最恳切希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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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第一章 春秋战国——一个“百家争鸣”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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