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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大大提高。于是乎贵族们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在公田以外，大量开垦荒地，成为自己的私田，逐渐造成“私肥于公”的现象；同时，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逐渐把三年重新分配一回的井田制下的旧办法，改变为在一块土地上划分成两片或三片轮流耕种的“辕田制”的新办法，使农民所耕种的土地长期固定下来，不再频繁地重新分配，这就向土地私有制靠近了一步。到了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把土地制度来了个彻底改革，从此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而从春秋中叶以来农村公社逐渐瓦解的历史过程到这时候也就完成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因为它动摇了殷、周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农村公社的逐渐瓦解，不仅在经济上引起很大的变化，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上都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历史变革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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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商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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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殷、周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每一个公社自成一个小天地，和外界的经济联系是很稀疏的。当时，农民的衣食所需，自然都是亲手自造，简陋的农具也不一定需要去找匠师；就连贵族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也自有他们统治下的农民来供给，不仅供给农产品，而且还要“为公子裘”，“为公子裳”，服各种工役，献各种用品，什么都包办下来了。自然，有些高级用具和奢侈品需要专门技巧或者从远方罗致，不是公社中一般农民所能供给的，所以特别从公社中选拔出一部分人，让他们专门从事工艺和商业的活动。但是这只是隶属于官府，专为贵族服务的一种官工、官商，还不是一种私人独立的社会行业，正和农民隶属于贵族而不能独立于社会以外是一样的。但是从春秋以后，工商业就逐渐发达起来。到了战国，更显然形成了一个工商业空前繁荣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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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工商业的发达，表现在都市的兴起，表现在商人的活动，表现在货币的流通，表现在手工业的多样分工。正如孟子所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一个人所需用的东西，已不能全由本身自造，而必须由各种手工业者来供给，所以不能不“通功易事”，拿出各自的生产品互相交易。荀子还说：“北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可见当时全中国各区域间交易频繁，已经形成一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绝不象从前那样各公社隔绝孤立，老死不相往来，纯是自然经济的世界了。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许多繁盛的都市。如齐国的临淄，居民就有七万户，苏秦曾形容道：“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这种繁荣景象，当然是春秋以前所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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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级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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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也都起了变化。很明显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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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族的没落 当殷周时代，一切政治经济等都为世袭的氏族贵族所垄断。到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土地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以后，他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很不稳固了。并且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从各方面汇集来的新异物品，不断刺激一般贵人们的欲望，使他们的生活日趋豪奢腐化，渐渐陷入贫困的深渊。于是乎他们一方面加紧剥削农民，一方面向商人高利贷者去乞讨，再一方面竭力从事掠夺土地的战争。在不断的内外战乱中，在骄奢淫逸的大量消耗中，贵族的命运只有一天一天地衰败下去。“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一。”“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我们只要翻一翻《左传》，就可以看到穷途末路的贵族的没落景象活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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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主的兴起 地主是随着土地私有制而出现的一个新兴阶级。他们或者是原来的贵族，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增值许多私有田产；或者是由于经商投机而致富，在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兼并了许多土地。这些都是在农村公社逐渐瓦解中所发生的新现象。他们能够“尽地力”，把正在发展的农业生产力从农村公社——井田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自由兼并的结果，遂造成从前所没有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从此封建地主代替旧的氏族贵族而成为新兴的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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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民的活跃 在一个自然经济的社会中，根本就无所谓都市，自然也无所谓市民。自从工商业有了发展，许多工商业者聚集在一处，于是乎都市慢慢形成了，跟着也出现了市民阶级。当时市民中最活跃的是商人。从《左传》《国策》《史记·货殖列传》中，可以找出很多春秋战国时代商人活动的例证。其他还有很多从事手工业以至屠狗卖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在市民中形成一个特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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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农的破产 当春秋以前，公社农民臣属于贵族，照例领得一份土地去耕种。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后，这些小农算是解放了。可是在土地自由兼并的新情况下，他们时时刻刻受着失掉土地的威胁。他们有的转化为佃农、雇农，甚至沦落为奴隶，也有一部分流浪到城市，成为城市的贫民。他们在一种新的潮流中被解放了，同时却又被这一新的潮流所吞没。秦汉以后中国农民的历史悲剧，从此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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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映在思想界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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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各阶级盛衰消长，起了很大变化，彼此利害迥然不同，尖锐地对立着，都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这反映在思想界，就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从表面上只看见春秋战国时代各学派争辩得那样热闹，却不知那里面正包含着各阶级的现实利害关系，包含着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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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究竟有多少学派呢？这很难说。司马谈讲“六家”（儒、墨、名、法、阴阳、道德），《汉书·艺文志》讲“九流” （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农、杂。另有小说家不列在九流之数），荀子、庄子，说法又各有不同。我以为司马谈所讲的“六家”，的确都是当时的重要学派，可是除了这“六家”以外，自成一家之言的还很多。我们现在不必纠缠在这些学派的分合上，更重要的是分析这些学派所代表所反映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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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儒家是古代贵族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讲礼乐，讲名分，讲宗法，讲井田，讲孝弟仁义，把传统的贵族文化加以总结，加以整理修订，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赋予了一些新内容、新意义，想用以教化人民挽救当时社会的危机。这种代表贵族的学说几经变化与发展，一直成为后来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墨家舍己为人，长于技巧，直接和儒家相对立。他们所代表的是下层社会，而特别和手工业者接近。道家代表已经没落了而过着隐遁生活的贵族。他们饱经世变，阅历过许多成败兴亡，看破了人世的“繁华”，又因为沦落在社会下层，接近农民，所以对当时的统治者抱有反感，而时时流露出不平的叹声。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讲变法，务耕战，积极进取，什么古先圣王，孝弟仁义之类都不放在眼中，气象极为泼辣。名家辨名析理，富于抽象概念。他们用诡辩方法打破一切传统的是非然否的标准。他们显然是从市民的环境中产生出来，而带有商人的色彩。阴阳家可以说是儒家的别派，他们另有一种适应新贵族要求的学说。还有农家的许行，他的学说的确是代表朴素的农民思想。总而言之，诸子百家从各方面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利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正反映出当时社会在历史大变革中尖锐的阶级斗争。下面我们就举出各学派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把他们的学说作一稍为具体的叙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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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第二章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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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字仲尼，鲁国人。他本是殷朝的后代，世为宋国的公族。自从他的远祖大司马孔父死于殇公之乱，家人流亡到鲁国，才为鲁人，姓孔氏。他的父亲叔梁纥曾做过鄹邑大夫，但早死，所以孔子幼年是孤贫的。他当过委吏（管会计）和乘田（管牛羊）等下级小吏。在政治上最得意的一个短时期是他当鲁司寇（管刑法），并且跟着鲁定公去赴夹谷之会，折服了齐国，取得些外交上的胜利。除此以外，便是带着许多学生，“周游列国”，却是始终没有得志。直到晚年才回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以终。现存《论语》一书，可以说是孔子的一部言行录，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编的，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主要最可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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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鸡一鸣天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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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就他的学术思想和根本立场来说，他应当算是守旧，而不能算是开新。但是一种学术界的新风气却是从他开始了。本来，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各种学术为贵族所独占，一般人很难得到学习文化的机会。到了春秋时代，随着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变化，各种典章制度也都不能维持原来的样子。于是世代掌管各种专业的职官，如礼官、乐官之流，渐渐失掉了他们的旧职，所谓“官失其守”，而流散在民间。孔子并没有固定的老师（所谓“无常师”），他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宏（一作苌弘。——编者注），学琴于师襄……到处访问搜求，正是向这些人学到很多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整理概括，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传授给很多学生。从此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于是乎一个学派一个学派接着出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就这一点讲，孔子对于诸子百家的兴起，好象起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作用。这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有很大的意义。后来读书人把孔子奉为大祖师，好比木匠敬鲁班，铁匠敬老君一样，也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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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与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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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传授的古代学术的内容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一个“礼”字。周朝人使用这个“礼”字很广泛。试看《左传》上记载列国士大夫，每评论一件事，总好说“礼也”，或者说“非礼也”。我们现在常讲“合理”或“不合理”，“合法”或“不合法”，而他们所讲的却是“合礼”或“不合礼”。“礼”不仅是指着冠、婚、丧、祭等的各种仪节而言，而实在是当时的一种道德规范，把当时社会中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具体表现出来。当时对于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讲得很严格，也就是说把尊卑、贵贱、亲疏、厚薄，划分得很清楚。比如说：“天子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的高低有一定尺数，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等级的堂。“天子之妃曰后，天子死曰崩，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随着身份地位的不同，对他的老婆的称呼也不同，甚至对于他们的死也不一样说法，如此等等，规定得很具体，很明确，这都叫作“礼”。一个“礼”字，把当时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关系，一切典章制度都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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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春秋开始的社会大动乱，使一切旧制度、旧秩序都维持不住，把许多“礼”都弄得名存实亡，徒具形式，甚至大夫竟敢乱用天子的礼乐，简直闹得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这真是古代贵族统治下的社会大危机。为着挽救这个社会危机，于是孔子出来，要把周朝的旧典整理恢复，以继承文、武、周公的大业。他时常“梦见周公”。对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他的确是“心向往之”的。当时虽然已经是“礼坏乐崩”，但周朝的旧典毕竟还存在，还没有象后来战国时代那样的彻底破坏，荡然无存；当时的周天子，虽然仅拥虚位，但在名义上毕竟还是个“天子”，不象以后七国都称起“王”来，而周天子反而降称为“东周君”和“西周君”，这个“天子”的名义也不存在了。有个名义，有个形式存在，比着连这个名义和形式都不存在，毕竟还要好些，还要比较容易地把旧典恢复挽救回来。正是在这样条件下，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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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假如到卫国去执政，首先要做什么事。他回答道：“必也正名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正名”。为什么“正名”这样重要？他下边解释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关系可大了。我们常说“名正言顺”，那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怎样“正名”呢？它的具体内容正如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君要成个君，象个君，合乎君之道；臣要成个臣，象个臣，合乎臣之道；父要成个父，象个父，合乎父之道；子要成个子，象个子，合乎子之道。每一个“名”都有它一定的含义，一定的道理。我们常说，“顾名思义”。君、臣、父、子只要各按它那个“名”的含义，各按它那个“名”所指示的道理做去，自然就各得其当。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是说和自己那个“名”不相称，就是“名实不符”。孔子很重视那个“名”，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使人“顾名思义”，终于达到“名实相符”，恢复了那些“礼”，那些旧典的精神。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吧。如《春秋》上有这么一句：“天王狩于河阳。”就是说周天王到河阳那个地方去巡狩 （巡查诸侯们称职不称职的意思）了。单就这句话看来，冠冕堂皇，周天子还是赫赫威灵，蛮象个天子的样子。其实呢，这一次周天子到河阳去并不真是什么“巡狩”，而倒是晋文公把他召去的。“诸侯”竟然能召“天子”，假如据事直书“晋侯召王于河阳”，还成什么话！真叫作名不正而言不顺。现在不那样说，不管实际上如何，天子总是以巡狩的名义到河阳去的。这样，“天子”还俨然是个“天子”，总算维持住体统。尽管诸侯那样跋扈，但是名分所在，不容僭越。孔子修《春秋》，在这些地方极为严正，正是贯彻他的“正名”主义。后来有“名教”之说，什么“纲常名教”，“名教罪人”都是从孔子这种“正名”思想演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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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仁——孔子的一个中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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