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66598
1701966599
在这种学说中，公孙龙看到“马”和“白马”两种名词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在内涵上“白马”比“马”多，在外延上“马”包括各种类型的马。因此“马”和“白马”不能混同起来。他看到“个别”和“一般”的差别，这在中国逻辑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但他夸大了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地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否认了二者之间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而认为实际的白马与马也没有联系。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他终于肯定一般的马是脱离具体特殊的白马独立存在的。这与列宁所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真理显然正相敌对。（以上所讲“坚白论”和“白马论”大部分系摘录北大哲学系所编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的原文，特此声明。）
1701966600
1701966601
公孙龙是专从概念上分析问题的。“白”是一个概念，“马”是一个概念，“白马”又是一个概念。除下白马、黄马、黑马……还有一个“一般”的马。除下白马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还有一个“一般”的白。从具体的“白马”上，分析一个抽象的“马”的概念，还分析出一个抽象的“白”的概念。而所谓“白马”者，其名之所指，既非“马”，又非“白”，亦只能自成其为“白马”。“白”与“马”各自独立，“白马”与“马”亦各自独立。在公孙龙眼里，只看见一个一个不相连属的抽象概念而已。惠施把什么都混同起来，公孙龙却把什么都割裂开。前者看什么都可以互相转化，没有一定，是相对主义的典型；后者看什么都是各自独立，不相连属，是绝对主义的典型。他们恰好各走到一个极端。
1701966602
1701966603
（二）名家学说的市民性
1701966604
1701966605
名家学说是市民思想的反映，是从商业都市中孕育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1701966606
1701966607
（1）从名家的产地来看 我们知道名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一个是魏人，一个是赵人。传说中的名家首创者邓析又是春秋时代的郑人，而郑就是后来韩国的都城。这样说来，三晋实为名家的产生地。这是很有意义的。司马迁说“三晋多权变之士”，这虽是指公孙衍、张仪一流纵横家而言，但名家的产生和这些“权变之士”，实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什么社会条件呢？就是商业发展，都市繁荣，有见闻广博、头脑复杂的大批市民。《吕氏春秋·上农》篇有一段话：“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段话除开它里面所含重本轻末即重农轻商的意味我们不管外，倒可以用来说明纵横家的起源，而尤其是可用来说明名家的起源。这两家虽然一则向“诈”的方面发展（纵横家），一则向“巧法令”的方面发展（名家），但其“好智”同，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同。他们都是以“舍本而事末”的市民为基础，以三晋为其大本营。这实在不是偶然的。
1701966608
1701966609
就拿名家最初的策源地郑国来说，当春秋时代，那就是商业最发展的地方。试看《左传》上所载许多郑国商人的故事，如弦高犒师啦，子产拒绝韩宣子向商人去索玉环，郑商人谋出晋智莹于楚啦，都足见郑国商人特别活跃。在这样一个商业中心地，人们的头脑不会象农民那样单纯，自然很容易出现一些新鲜事物。名家的诡辩，是当时一种新学说，正是“好智”，“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结晶品。象邓析这样的人，教民争讼，简直把郑国的执政者搞得没有办法，真不愧为“好智”，“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代表人物。名家托始于他，实在是有道理的。战国时代，商业更发达了。大梁、邯郸都是当时极为繁盛的商业都会，恰好成为惠施、公孙龙一班名家人物活动的地盘。除三晋外，还有擅东海鱼盐之利的齐国，自春秋以来，一向开风气之先，为各种新鲜事物的产生地。战国中叶，齐国的稷下成为全中国学术最灿烂的地方。其中名家人物如田巴之流是不少的。
1701966610
1701966611
（2）从名家学说的抽象性和破坏性来看 对于事物的属性或概念作抽象的分析，这是名家学说的一个特征。最显著的如上文所讲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学说，完全是在抽象的概念里绕圈子。公孙龙并且单有一篇讲“指物”，认为“物莫非指”。什么是“指”？就是每一个名词所指的概念。“物莫非指”者，也就是说每一个名词是一个概念。譬如说“马”是一个概念，“白”是一个概念，“白马”也是一个概念。这不仅公孙龙，一般说来，名家都是重视这个“概念”、重视这个“名词”的，所以荀子批评他们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解蔽》篇）司马谈也批评他们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们都是攻击名家专在名词上诡辩而不合于实情。他们重在“物”，名家重在“指”。他们重在认识具体的事物，名家重在分析抽象的概念。
1701966612
1701966613
我以为这种抽象性的学说，是都市的产物，是市民思想的反映。在农村中，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一尺布只是一尺布，一斗米只是一斗米，映射在人们眼中的全是这些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所以抽象的思想是不容易发生的。但是在都市中，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情形就不同了。在市场上，货币起着重要的作用，货币把一切商品都抽象化了。一尺布不是一尺布，一斗米也不是一斗米，它们间性质的差异完全失掉而都由若干数量的货币来代表。因此，从市民中间就很容易孕育出抽象性的学说。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正是市民思想的代表，所以他们特别长于抽象的分析。各家学说在这一方面很受他们的影响。
1701966614
1701966615
名家学说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对于传统的思想信仰的破坏性。不管“合同异”也好，“离坚白”也好，乃至什么“鸡三足”“卵有毛”“白狗黑”“犬可以为羊”……总而言之，“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一反大家向来的说法。这对于传统的思想信仰显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这里，什么传统的是非善恶的标准都被他们一脚踢开了。所以荀子批评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非十二子》篇）他们管什么“先王”，什么“礼义”呢。好“怪”，好“琦”，也可以说是新兴的市民思想反对旧思想传统的反映。
1701966616
1701966617
（3）从名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来看 名家不单是玩弄诡辩，也不单是破坏传统的思想信仰，他们还自有一套社会政治思想。虽然他们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大都失传，但是从他们仅传的几段轶事中，亦可以略窥他们主张的大概，兹简述如下：
1701966618
1701966619
一曰泛爱。《庄子·天下》篇述惠施所讲的十事，其最后的一条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自然是很明显主张“泛爱”。就连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也和这种思想有关系。当公孙龙和孔穿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举出一个故事道：楚王出去打猎，把弓失掉了，楚王不让去找，说是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找呢。孔子听说了，就批评道：楚王很仁义，但是还不彻底。只需说“人”丢了弓，还是“人”得到它就对了，何必加上个“楚”字？照这样说，孔子既然可以把“楚人”和“人”区别开，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把“白马”和“马”区别开呢？原来公孙龙“异白马于所谓马”，等于“异楚人于所谓人”。单讲“白马非马”，你只感觉到它的名学上的意味，可是一推论下去，说是爱“楚人”不算爱“人”，这就牵涉到伦理道德方面，显然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泛爱思想。
1701966620
1701966621
二曰偃兵。“偃兵”就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是一种反战或“非攻”的思想。由“泛爱”而主张“偃兵”，也是很自然的。《吕氏春秋》里面有公孙龙讲偃兵的两段故事，一是游说燕昭王，一是游说赵惠文王，可见公孙龙是到处作反战运动的。惠施为着避免战争而不惜牺牲自己“去尊”的主张，可见他对于反战运动也很热心（事详下段）。
1701966622
1701966623
三曰去尊。惠施有一种“去尊”的学说，很可注意。《吕氏春秋·爱类》篇载：“匡章谓惠子曰：公子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倒也？”下边是惠施回答的话，大概是说“王齐王”可以避免战争，救民之死，所以就牺牲了自己“去尊”的学说。这和名家“泛爱”“偃兵”的主张显然很有关系。至于“去尊”是怎样讲法，这一学说的内容是什么，这里并没有解释。但据匡章的话看来，既然“去尊”，就不应该“王齐王”，不应该尊齐王为王，“去尊”和“王齐王”互相冲突，那末，也许“去尊”就是不要尊奉谁为“王”，就是不要“王”的意思。倘若真是这样，那就格外值得重视了。
1701966624
1701966625
四曰制法。名家并不单是“诡辞以乱法”，他们自己也还要制法。如为名家所托始的邓析，就是一方面“巧法令”，钻郑国现行法的空子，把他们捣乱得没办法，同时，他自己却另制一套法，后来也被郑国采用了，虽然他自身被杀。据《吕氏春秋》记载，惠施也曾给魏国制过法。法成了，叫人民看，叫惠王看，叫翟翦看，都说好。但是翟翦认为好是好，却是不可用。为什么呢？他说：譬如举大木的，大家前呼后应，唱着哟嗬哟嗬的调子，这个调子对于举大木是很好的。难道说没有更好听的“郑卫之音”吗？可是“郑卫之音”对于举大木的并不如哟嗬哟嗬这个调子合适。照这看起来，惠施所制的法一定是很漂亮，很动人，所以谁看见都说好。但是从翟翦批评他好而不可用这一点来看，也许他制的法，在当时可能行不通，有一点“唱高调”的意味。虽然是一种新法，然而和当时法家如商鞅一班人所制定的新法恐怕又有些不同吧。
1701966626
1701966627
五曰正名。这并不是儒家正名分的意思，而是所谓“名以正形，形以正名”，是一种综核名实的主张。在《公孙龙子》里面，明说是“疾名实之乱……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可知名家以“正名实”为一种政治手段。但是名家的正名实和法家又自不同。法家注重的是循名以责实，而名家却是要因实以制名。上述的引文里，一则曰“欲推是辩”，再则曰“慎其所谓”，可知名家功夫全用在辨析名词上。辨析名词的实际用处在厘定法令。如邓析、惠施都曾以巧于辨析名词而制成漂亮的新法典。假使这些法典能够保存下来的话，我们从那里面也许可以看见名家正在政治上应用的许多琦辞妙义，也许还有些“非常异义可怪论”吧。
1701966628
1701966629
从以上所述，可知名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有许多地方可以和墨家相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名家和墨家有根本不能混同的地方：其一，名家没有墨家那样会党式的组织；其二，名家没有墨家那样刑徒般的生活；其三，两家虽都有浓厚的名学兴趣，但是名家是违反常识的，如离坚白，合同异，墨家是合于常识的，如合坚白，离同异，彼此恰恰相反；其四，名家自有来源，他们托始于邓析，并没有奉墨翟为始祖，所以庄子、荀子都把惠施和墨子分别论述，没有把他们列成一家。大概名家很带些商人气息，可以说代表着市民中的上层；墨家和手工业者都有关系，可以说代表着市民中的下层。他们虽然都反映些市民思想，但是又各自具有显著的特色。
1701966630
1701966631
1701966632
1701966633
1701966635
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第九章 宋牼、许行、邹衍等
1701966636
1701966637
当战国中叶，约略和孟子庄子同时，或稍前稍后的学者自成一派的很多。除上面所讲各家外，再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谈一谈：
1701966638
1701966639
（一）宋牼
1701966640
1701966641
宋牼亦称宋牼，或宋荣，《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书中都曾提到他，可见他也是当时“显学”之一。他的著述久已失传。据郭沫若先生考订，现在《管子》书中的《心术》《内业》《白心》《枢言》等篇是宋牼和尹文的遗著。从这几篇的内容看，他应该是一位道家的人物。但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既然把他和墨子列在一起，而照《庄子·天下》篇所述这个学派的大概情况来看，他的确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我们只好说他非墨非道，亦墨亦道，而自成一家。
1701966642
1701966643
宋牼是热心救世，积极作“禁攻寝兵”反战运动的。他忍饥挨饿，日夜不休地到处奔走，“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甚至“上下见厌而强见也”，一心一意“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他教人“宽”，教人“恕”，教人寡欲，教人受了侮也不以为辱，这样去调和海内，使大家都过得去，“人我之差毕足而止”。他的确是“具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他强力忍垢，宣传教义，简直象基督教徒原谅世人一切罪恶，追着人去传教一样，大有宋朝人所谓“斥之不退，讪之不怒”的风味。
1701966644
1701966645
宋牼还有一种“别宥”的学说。“别宥”就是“去宥”，就是教人不要心有所蔽。《吕氏春秋·去宥》篇述其大旨道：“……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哉？’对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囿）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所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白昼攫金，但见金不见人，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人各有所“宥”，有所“宥”则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而颠倒错乱，黑白混淆。“去宥”则通知物情而无所隔阂，所以“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知道自己有所“宥”，则不敢执己而自是；知道“宥”为人所通有，则对于人的错失自能原谅。这样，也就能“宽”，能“恕”，而不至于“斗”，不至于“战”了。
1701966646
1701966647
总而言之，宋牼之学，正如庄子所概括，“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他虽然也讲什么“道”，什么“灵气”，但是和道家那样消极的态度很不相类，而倒是很象墨家那样，充分表现出热心救世、积极活动的精神。
[
上一页 ]
[ :1.70196659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