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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学说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对于传统的思想信仰的破坏性。不管“合同异”也好，“离坚白”也好，乃至什么“鸡三足”“卵有毛”“白狗黑”“犬可以为羊”……总而言之，“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一反大家向来的说法。这对于传统的思想信仰显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这里，什么传统的是非善恶的标准都被他们一脚踢开了。所以荀子批评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非十二子》篇）他们管什么“先王”，什么“礼义”呢。好“怪”，好“琦”，也可以说是新兴的市民思想反对旧思想传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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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名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来看 名家不单是玩弄诡辩，也不单是破坏传统的思想信仰，他们还自有一套社会政治思想。虽然他们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大都失传，但是从他们仅传的几段轶事中，亦可以略窥他们主张的大概，兹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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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泛爱。《庄子·天下》篇述惠施所讲的十事，其最后的一条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自然是很明显主张“泛爱”。就连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也和这种思想有关系。当公孙龙和孔穿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举出一个故事道：楚王出去打猎，把弓失掉了，楚王不让去找，说是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找呢。孔子听说了，就批评道：楚王很仁义，但是还不彻底。只需说“人”丢了弓，还是“人”得到它就对了，何必加上个“楚”字？照这样说，孔子既然可以把“楚人”和“人”区别开，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把“白马”和“马”区别开呢？原来公孙龙“异白马于所谓马”，等于“异楚人于所谓人”。单讲“白马非马”，你只感觉到它的名学上的意味，可是一推论下去，说是爱“楚人”不算爱“人”，这就牵涉到伦理道德方面，显然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泛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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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偃兵。“偃兵”就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是一种反战或“非攻”的思想。由“泛爱”而主张“偃兵”，也是很自然的。《吕氏春秋》里面有公孙龙讲偃兵的两段故事，一是游说燕昭王，一是游说赵惠文王，可见公孙龙是到处作反战运动的。惠施为着避免战争而不惜牺牲自己“去尊”的主张，可见他对于反战运动也很热心（事详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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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去尊。惠施有一种“去尊”的学说，很可注意。《吕氏春秋·爱类》篇载：“匡章谓惠子曰：公子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倒也？”下边是惠施回答的话，大概是说“王齐王”可以避免战争，救民之死，所以就牺牲了自己“去尊”的学说。这和名家“泛爱”“偃兵”的主张显然很有关系。至于“去尊”是怎样讲法，这一学说的内容是什么，这里并没有解释。但据匡章的话看来，既然“去尊”，就不应该“王齐王”，不应该尊齐王为王，“去尊”和“王齐王”互相冲突，那末，也许“去尊”就是不要尊奉谁为“王”，就是不要“王”的意思。倘若真是这样，那就格外值得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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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制法。名家并不单是“诡辞以乱法”，他们自己也还要制法。如为名家所托始的邓析，就是一方面“巧法令”，钻郑国现行法的空子，把他们捣乱得没办法，同时，他自己却另制一套法，后来也被郑国采用了，虽然他自身被杀。据《吕氏春秋》记载，惠施也曾给魏国制过法。法成了，叫人民看，叫惠王看，叫翟翦看，都说好。但是翟翦认为好是好，却是不可用。为什么呢？他说：譬如举大木的，大家前呼后应，唱着哟嗬哟嗬的调子，这个调子对于举大木是很好的。难道说没有更好听的“郑卫之音”吗？可是“郑卫之音”对于举大木的并不如哟嗬哟嗬这个调子合适。照这看起来，惠施所制的法一定是很漂亮，很动人，所以谁看见都说好。但是从翟翦批评他好而不可用这一点来看，也许他制的法，在当时可能行不通，有一点“唱高调”的意味。虽然是一种新法，然而和当时法家如商鞅一班人所制定的新法恐怕又有些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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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正名。这并不是儒家正名分的意思，而是所谓“名以正形，形以正名”，是一种综核名实的主张。在《公孙龙子》里面，明说是“疾名实之乱……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可知名家以“正名实”为一种政治手段。但是名家的正名实和法家又自不同。法家注重的是循名以责实，而名家却是要因实以制名。上述的引文里，一则曰“欲推是辩”，再则曰“慎其所谓”，可知名家功夫全用在辨析名词上。辨析名词的实际用处在厘定法令。如邓析、惠施都曾以巧于辨析名词而制成漂亮的新法典。假使这些法典能够保存下来的话，我们从那里面也许可以看见名家正在政治上应用的许多琦辞妙义，也许还有些“非常异义可怪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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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述，可知名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有许多地方可以和墨家相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名家和墨家有根本不能混同的地方：其一，名家没有墨家那样会党式的组织；其二，名家没有墨家那样刑徒般的生活；其三，两家虽都有浓厚的名学兴趣，但是名家是违反常识的，如离坚白，合同异，墨家是合于常识的，如合坚白，离同异，彼此恰恰相反；其四，名家自有来源，他们托始于邓析，并没有奉墨翟为始祖，所以庄子、荀子都把惠施和墨子分别论述，没有把他们列成一家。大概名家很带些商人气息，可以说代表着市民中的上层；墨家和手工业者都有关系，可以说代表着市民中的下层。他们虽然都反映些市民思想，但是又各自具有显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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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第九章 宋牼、许行、邹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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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国中叶，约略和孟子庄子同时，或稍前稍后的学者自成一派的很多。除上面所讲各家外，再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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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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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牼亦称宋牼，或宋荣，《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书中都曾提到他，可见他也是当时“显学”之一。他的著述久已失传。据郭沫若先生考订，现在《管子》书中的《心术》《内业》《白心》《枢言》等篇是宋牼和尹文的遗著。从这几篇的内容看，他应该是一位道家的人物。但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既然把他和墨子列在一起，而照《庄子·天下》篇所述这个学派的大概情况来看，他的确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我们只好说他非墨非道，亦墨亦道，而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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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牼是热心救世，积极作“禁攻寝兵”反战运动的。他忍饥挨饿，日夜不休地到处奔走，“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甚至“上下见厌而强见也”，一心一意“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他教人“宽”，教人“恕”，教人寡欲，教人受了侮也不以为辱，这样去调和海内，使大家都过得去，“人我之差毕足而止”。他的确是“具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他强力忍垢，宣传教义，简直象基督教徒原谅世人一切罪恶，追着人去传教一样，大有宋朝人所谓“斥之不退，讪之不怒”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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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牼还有一种“别宥”的学说。“别宥”就是“去宥”，就是教人不要心有所蔽。《吕氏春秋·去宥》篇述其大旨道：“……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哉？’对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囿）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所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白昼攫金，但见金不见人，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人各有所“宥”，有所“宥”则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而颠倒错乱，黑白混淆。“去宥”则通知物情而无所隔阂，所以“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知道自己有所“宥”，则不敢执己而自是；知道“宥”为人所通有，则对于人的错失自能原谅。这样，也就能“宽”，能“恕”，而不至于“斗”，不至于“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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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宋牼之学，正如庄子所概括，“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他虽然也讲什么“道”，什么“灵气”，但是和道家那样消极的态度很不相类，而倒是很象墨家那样，充分表现出热心救世、积极活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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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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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行是所谓“农家”的代表人物。有人把他归入墨家，甚至说他就是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我看靠不住。因为据《孟子》，许行既自托为“神农之言”，并没有认墨子或大禹为其祖师，并且他提倡“君民并耕”和“市价不贰”的学说，并非墨家所有。不过他也是代表下层社会的一个学派，在某些方面和墨家有点相通。如《孟子》中述他“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并且声称“愿受一廛而为氓”（给一所房子当老百姓），这样自处于老百姓的地位，自食其力，过着极刻苦的生活，不是和墨家很相类吗？其实墨家虽然“生勤死薄”生活很刻苦，但是还没有教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如《墨子·鲁问》篇就明明说：“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这简直是孟子“通功易事”，“劳心”，“劳力”的一派论调。至于许行却不然，他主张“君民并耕”，谁都得参加生产劳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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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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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激烈的言论，把统治者的“仓廪府库”直斥为对人民的剥削。君主也得自耕、自食，不许叫人供养。这显然比墨家更带下层社会的色彩，尖锐地表达出劳动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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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行还有个“市贾［价］不贰”的学说。他的弟子陈相说：“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这也反映一般劳动人民的要求，表达出他们反对奸商市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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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行的学说表现出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你尽可以说他空想、幼稚，然而这正显出它是一种伟大思想的萌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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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邹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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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是所谓“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著述久已失传。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述这派学说的大旨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新贵族学说而为儒家的一个别派。他大概受了儒家子思、孟子一派的影响而更加以浪漫化，特别向阴阳五行这一套学术方面发展。我们且把他的“大九州”和“五德终始”的学说大略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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