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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白站在新兴地主的立场上说话，明白为他们自主兼并土地作辩护。照他的说法，地主都是由勤俭致富，而贫穷都是由于侈惰，活该。他不管什么顺民心不顺民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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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而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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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民众都看成傻孩子，什么也不懂，根本不要听他们。这和商鞅所谓“愚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所谓“智者作法，愚者治焉；贤者制礼，不肖者拘焉”一类的话，最足表现法家独裁专制的本色。他们都是独断独行，悍然不顾，一意进取，对于德化论者那些好听话他们都一脚踢开。韩非根本把人性看得极坏。儒家象孟子，主张性善，其主张德化自不必说。就连荀子，号称为性恶论者，但是他仍以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可以“化性而起伪”，并没有说人根本就不会好，所以他也仍然主张德化。韩非却不然了。他才是真正极端的性恶论者，把人都看得象鬼蜮一般，只知势利，纯是机诈，什么道德仁义，都不过仅有此说吧。他看君臣之间都是斗心眼儿。“上下一日百战。”甚至父母妻子都不可信，“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得半”，大概都被他的亲近者害死了。他说得真是骇人听闻。象这样世界还使用上“德化”了吗？本来周末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积古相传的道德礼教到此时都成废物，失掉了约束人心的作用。韩非是新兴统治阶级的代言者，其反对过时的“德化”空论那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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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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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实事求是的，有唯物主义者的色彩。他听言观行总要看有没有“功用”。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问辩》）言行必须以“功用”为标准，正象射箭必须有一定的箭靶子一样。如果“无的放矢”，不管射到哪里，那末随便谁都可以算是善射者了。他还打个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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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盲喑者穷矣。（《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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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实际考验，谁都可以鬼混，一考验，那些没真正本领的人就露底了。所以“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六反》）任何好名义，倘若经不起实际的考验，没有实际的“功用”，他决不信那一套。他极力攻击当时那种“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的不合理现象，反对一切“微妙之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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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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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攻战，则国何利焉。（《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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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严格地拿 “功用”甄别一切言行，一切虚文粉饰之习。他只知道富国强兵，一心一意，专务耕战。凡是和耕战无直接关系，无当于富国强兵之用者，一概不取。因此一切“微妙之言”，乃至“管商之法”，“孙吴之书”，以及“慈惠”“贞信”“修孝寡欲”，都在摈弃之列。这种极端严格的功用主义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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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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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颇有一点历史进化观念，不象儒家的复古守旧。如商鞅说过：“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篇）这是法家的变法哲学，和儒家古今一理的见解显然不同，在韩非书中，这种思想发挥得格外透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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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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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然提出个“新圣”来，把尧舜禹汤文武这许多古代圣王都加以否定，这种说法实在是尖锐，大胆。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所谓“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所谓“世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显然见得历史是变动不居的，和商鞅所说正是同样意思，他并且把历史分明划出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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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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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三个时代的特征——道德、智谋、气力——比《商君书》中所谓“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开塞》）更为明确。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需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事业。还有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韩非不仅讲历史演变，并且还讲到历史演变的动力。为什么古代是那样，现在是这样？为什么历史要演变呢？在这里韩非提出一种“人口史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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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信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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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韩非的看法，古今的差异，根本上说来，不过是一个地广人稀，一个是人稠地窄。人口总是日渐加多，土地总是日渐嫌少，生活总是日渐困难。因此“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遂成为历史演变必然的趋势了。这种历史观，从现在看来，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某些情况。他明明说“仁义宜于古不宜于今”。何以故？古时人少，现在人多故。他明明替“今之争夺”辩护，说是“非鄙”。其辩护的理由归结到人口问题上。根据这种理由，对外不妨侵略，对内可以自由兼并，于是乎有所谓“耕战”政策。这些地方最能表现法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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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第十一章 秦汉大一统与先秦诸子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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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上各章，可以知道春秋战国的确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当时思想界五光十色，各放异彩。但是一到秦汉时代，忽然暗淡下去了。于是乎有人说，古代学术的灭绝，全坏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又有人觉得这样讲法未免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于是另提出许多理由来解释先秦诸子为什么灭绝，如“怀疑主义的名学”啦，“狭义的功用主义”啦，“专制的一尊主义”啦，“方士派的迷信”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总而言之，东拉西扯，专在枝叶上、表面上转圈子。其实先秦诸子果然灭绝了吗？我以为他们并没有灭绝，而只是转化；并且这转化的原因，既不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同样也不是专就思想论思想所能说明的。看第一章所讲，我们可以知道诸子学说是从周末社会大转变中自然涌现出来的。那末，随着秦汉间社会局面的稳定，而思想界也逐渐稳定下来，这不是当然的推论吗？诸子学说本来都各以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言人而出现，那末，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它们的地位，它们的内容，也都起了变化，这不也是当然的推论吗？所以要考察先秦诸子的结局，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局面的变化，从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上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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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新社会局面下诸子学说的升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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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知道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是以新兴地主作支柱的。当春秋时代，秦国还是个落后的部落，中原诸国都以夷狄视之。可是一到战国，它忽然强盛起来了，攻打各国如摧枯拉朽，山东诸侯完全失掉抵抗能力，这是什么缘故呢？自然，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乎商鞅变法。我们知道，商鞅的政策是：“强公室，杜私门，明法令，务耕战。”它一方面摧毁了氏族贵族的势力，一方面为新兴地主开辟了发展的前途，他的政权性质显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这些政策本不是商鞅所独创，李悝、吴起等早已施行于魏、楚诸国。但是因为这些先进国中传统的旧势力太大，所以新政策不能彻底推行。倒是落后的秦国，痛痛快快地来了个大改革，反而跑到前面去了。新政策施行的结果，使秦国生产力大大发展，而军队的成分亦大大改变。生气泼辣，一意进取，比着山东诸国辗转缠绕、腐化鱼烂于旧贵族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者迥然不同。秦国对六国的战争，是一个新社会对一个旧社会的战争，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对旧氏族贵族的革命战争。如同拿破仑凭借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势力鞭挞旧欧洲一样，商鞅、李斯、秦始皇等亦凭借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鞭挞了氏族贵族统治的旧中国。秦国之所以转弱为强，山东诸国之所以由盛而衰，不仅由于几个政治家的活动，而是和当时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整个形势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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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朝统一以后，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局面已经确定了。秦始皇、李斯等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观点，“别黑白而定一尊”，积极地来了个文化统治。在这种局面下，最得势的学术思想，当然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法家学说。试以韩非的学说和秦朝实际政治相对证，就知道秦朝所走的完全是法家路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极端至于焚书坑儒，这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完全胜利。但是法家思想独占的局面是不能常保的。当秦朝末年，新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农民大起义，颠覆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朝政权。继起的汉朝统治者，乃“王霸杂用”，由法家而转向了儒家，终于造成了一个儒术独尊的局面，它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约两千年的历史。这个从法到儒的推移过程该怎样解释呢？难道说汉朝的政权变了性质，不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了吗？为什么秦朝尊法而去儒，而汉以后反而独尊儒术？我以为要解答这个问题须从地主阶级的地位变迁上着眼。当春秋战国间，中国东方型的奴隶制社会正在崩解，而向来占统治地位的氏族贵族还有很大势力。所以那时候的新兴地主是和旧有的氏族贵族对立的。他们想爬上统治地位，就必须和这些氏族贵族作斗争。他们对于传统的贵族文化持破坏态度。他们是进取的、革命的。试看法家，反对德化，反对仁义孝弟，那样的猛烈大胆。秦朝采用这种学说，就想把传统的贵族文化一扫而空，他们的措施是富有革命意义的。但不久秦朝的革命任务完毕了，新兴地主的统治地位确定了。现在他们当前的问题，不在于怎样战胜各阶级以取得统治地位，而在于怎样驯伏各阶级使他们安心受他的统治；不在于破灭传统的贵族文化，而在于吸收古代统治者的文化遗产以供自己的利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家的武断政策就不尽适用了。贾谊论秦朝的灭亡原因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这个攻守异势，我们可以说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会的、文化的。秦朝正因为不知道形势的变化，一贯执行法家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有缓和了阶级矛盾，反而更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终于爆发为农民大起义。汉朝的统治者学乖了，虽然“以马上得天下”，却知道“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知道“诗书”也有很大的用处。在这种时势推移下，为古代贵族文化保持者的儒家，居然又受到新统治者的垂青了。从春秋到汉武帝时代，这个社会上的大转变，是以氏族贵族统治的政权崩溃开始，而以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的胜利为终结，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则以百家争鸣始，而以儒术独尊终。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常占统治地位不是偶然的，它是以贵族化了的地主统治作为支柱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序文上，曾详细论证英国资产阶级怎样贵族化，以及法德两国的资产阶级怎样终于抛弃了自己的无神论，转而追随在他们的英国伙伴之后，皈依了宗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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