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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行”而言“知”,是我们民族哲学的一个特色。比着西洋学者,我们可算是缺乏纯知识的兴趣。他们有许多哲学问题,叫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戏论”,一种知识的游戏。近年来他们虽然也很提倡行动主义,但究竟还是我们讲得道地些,因为我们从来就是不离“行”而言“知”的。我们先哲对于“知”的看法,简直可说是for the“行”,by the“行”,of the“行”。荀子说:“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天论》)他只讲关于“行”的“知”,而不讲无关于“行”的“知”。孟子亦说:“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尧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务也。”又说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所谓“人伦”,所谓“先务”,正是荀子所说“日切磋而不舍”的君臣父子那一套,全是属于“行”和为着“行”的。而这些关于“行”的“知”,亦正由“行”中,由日常生活、日常实践中,体验推求出来,并非茫茫荡荡,空想,外骛;所谓“切问”而“近思”者此也。这可以说是一种“唯行论”,或“行为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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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唯行论”,我们很容易联想起颜李学派,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专讲实习实行。然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我们不应忽略的,那就是王阳明。尽管表面上他讲得那样玄妙不易捉摸。但实际上他也是以“行”为中心的。他的知行合一论,本是正对着从“知”入手的朱学而发。他认为:“未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是行矣。”他从“行”入手去“学”,有“行”不通处,然后“问”,然后“思”,然后“辨”,都弄明白了,然后再来个“笃行之”。始于“行”,终于“行”。而“知”只是“行”中间的一个过程,为“行”所使用的一种工具。所谓“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都从此推演出来。他完全是就“行”上讲“知”的。其实就连朱子,虽然把“知”“行”分开,并且先“知”而后“行”,但此不过入手处不同,其中心究竟还是放在“行”上,他所讲的“知”仍是荀子所谓“日切磋而不舍”的关于“行”的“知”。他究竟不是空谈理论,或漫为博闻强识,他究竟不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老实说,不仅颜李,也不仅阳明和朱子,在所有中国传统哲学中,尽管形式上,程度上,有种种差异,但大部分学者总都是趋向“唯行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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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唯行论”自然也有毛病,容易把知识学问拘限在一种狭隘简陋的境地中,而不能有精深严密的专门造诣。因为有许多专门知识不一定直接牵涉到“行”上。如果持极端的“唯行论”观点,那么许多科学知识将被视为琐屑,诡异,耍把戏。我们的传统思想,重“道”而轻“艺”,就和这有关系。照这样看法,解剖一个虫、一只鸟,分析一滴水、一撮土,死啃一个名词,细演一列公式,何关于天德、王道。可是这样一来,什么生物学、化学、逻辑……许多科学,就都无成立之望。我们过去历史上本有多少科学萌芽,其所以不能发育成熟,真正建立起一套科学体系者,其症结就在一般学者只注意天德、王道,而不重视那些关于事事物物的琐屑知识。正因为太重“行”,其结果反于“行”不利,这是我们应当反省的。我们应该发展各种专科知识使为我们的“行”服务,而不应该把这些知识看成“行”以外的东西,而加以轻蔑。我们应该“成德”,同时也要“达材”。我们成了“专家”,同时也决不妨害我们做个“通人”,关于这一层,最好看看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和他拿精金喻圣人的一段话。从那里可以得到一种暗示,使我们知道怎样在“唯行论”的立场上去发展我们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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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对于“知”有两种恰好相反的错误见解:一个把“知”看得太重要,一个是把“知”看得太不重要。前者务于使人“知”,却忘记了“知难行易”,“不知亦能行”。有许多事,对于许多人,本来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说:“尧舜之世,比屋可封,弗知焉耳。”“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如何能都使人“知”,又何必都使人“知”呢?后者专讲“行”,而忽略了“知”,对于“行”的作用,忽略了“知”的本身也就是一种“行”。即如科学家在研究室中的活动,难道不算他的一种“行”,而必须更叫他去“行”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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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十、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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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哲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圣功王道,一以贯之。可是另外还有一种“霸道”,和“王道”正相对立,形成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两大基本路线。从具体内容上讲,无论“王道”或“霸道”,都早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然而就其所含抽象的意义讲,直到现在,还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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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哲最严于“义利之辩”,深一层讲,就是所谓“理欲之辩”,而其表现于政治上的,就是王霸之辩。王道尚“德”,霸道尚“力”;王道重“礼”,霸道重“法”;王道贵“义”,霸道贵“利”;王道出乎“天理”,霸道出乎“人欲”。总之,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王道是讲“公理”的,霸道是讲“强权”的。我们倘若不拘泥王道和霸道的具体历史内容,专就其所含抽象的意义,就其纯形式方面而言,当然可以这样讲法。我们尽不妨取其远景,把王道看作一种“公理政治”,霸道看作一种“强权政治”。在这种意义上,无论谁当然都是要贵王而贱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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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中国历代帝王总都是“义利双行,王霸杂用”。即平常讲“有强权,无公理”的亦大有其人。他们总认为什么公理、王道之类,虽然很好,但只是一种美妙的理想,并不能兑现。强权,霸道,虽然说起来不好听,然而“论卑易行”,倒是切合实际的。其实这是一种浅见。就小处看,就短时间看,或许是“强权”得势,“霸道”横行。然而就大处看,就长时间看,综合各方而观其会通,得最后胜利的,究竟还是“王道”和“公理”。“王道”和“公理”,是“日计不足,岁计有余”的。只有从“王道”和“公理”上发生出来的力量,才是最有根基,颠扑不破的真实力量。一班持王道无用论者,总觉得仁义道德是空谈,不济什么事,而其所引为例证者,无非是宋襄公、徐偃王之类。其实这班亡国之君,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王道”。他们只是浮慕仁义道德之空名,取古人形似而依仿假借之,何尝有一点真精神?又怎么能发生真力量呢?“是集养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集养”是一种“真力积久”的功夫。必须时时刻刻,“造次”,“颠沛”,不离乎仁义,积累久了,自然“充实而有光辉”。所谓“盈科而后进”,“有本者如是”。这才能发生出力量,见“王道”之大用。倘若仅是“义袭而取”,从表面抄袭个仁义样子,而素日安身立命地方,满不是那么回事;好似一个穷人骤然借来一套素所未见的华美衣服穿在身上,自己照照镜子,也觉得局促不安。如此而欲克复暴力,发挥“王道”之大用,真所谓杯水车薪,操一豚蹄而祝“穰穰满家”,当然是没有效果的。孟子有言:“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获稗。”未熟的五谷还不如获稗有用处,然而它毕竟还是“种之美名”,我们亦求其“熟”而已矣。对于“王道”,应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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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北洋军阀的武力本钱胜于革命军,然而被革命军打得如摧枯拉朽。那时候我正给学生讲《孟子》,这才真懂得所谓“委而去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无敌”,“东征西怨”一类话,决非欺人之谈。从这次抗日战争中,我更觉得战争是整个国力的比赛,军事问题和整个政治问题息息相关。于是乎对于《荀子·议兵》篇的理论,特别叹服。因为他完全是从整个政治问题上谈兵,从整个国力上谈兵,处处从远大地方,从根本地方着眼。“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确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决不是开口唱高调。这些地方如果不能信得过,当然没什么“王道”可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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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把“王道”看得太简单,把“王者”都看成婆婆妈妈的。须知“王者”自有其“聪睿神武”,“天锡勇智”;时而天清地宁,时而风行雷厉,一旦发挥出“德威”来,实非“霸者”所能当。普通的错误,在乎把“王道”和“霸道”简单地平列地对立起来。“王道”合理而没有用,“霸道”有用而不合理。于是乎王霸交杂,而终归于“霸道”。当《慕尼黑协定》前后,外交界有所谓“原则论”和“现实论”的对立。前者既空洞无力,后者则抹杀一切正义,其结果演变成这一次世界大战。前些时我们宋外长曾提出战后计划,主张成立一种“现实性的集体安全机构”,既合理,又适用,把“原则论”和“现实论”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正可以说我们“王道”精神的巧妙运用。看那班横行霸道的国际强盗怎样在我们“王道”之前发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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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由《前锋报社》出版1942年曾在《中央周刊》发表,分三期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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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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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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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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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 朱自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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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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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坎庸言校正 罗庸 著 杜志勇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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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池十讲(修订本) 罗庸 著 杜志勇 编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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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常识 王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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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论新编 谭正璧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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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尺牍入门 谭正璧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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