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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东晋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色彩，许多名僧研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东晋道教亦迅速发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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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时达到了高潮，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精华而又有所进益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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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最大特点。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宋明时期重要的文人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免吸纳了道家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法。宋明佛教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教学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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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成绩。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考据等方法，如卢文弨《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濬《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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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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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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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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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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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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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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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篇以“逍遥游”三字名篇，隋唐陆德明认为是取其“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经典释文》）之义。这一解说是正确的。按“逍遥”一词，早在《诗经·郑风·清人》中就已出现，与“翱翔”同义。而在《楚辞》中尤为多见，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聊逍遥兮容与”（《湘君》）、“聊仿佯而逍遥”（《远游》）。《庄子》与《楚辞》同为南方文学，故文中亦常用此词。如本篇中的“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大宗师》的“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等，皆为其例。总括上述，可知“逍遥”二字与“相羊”、“容与”、“仿佯”、“彷徨”等词，或同义并举，或互文见义，乃是闲适自得之貌。所以，庄子所谓“逍遥游”者，即是《让王》所说“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之意。在本文中，通过层层设喻，步步取象，终于具体而明确地揭示了这一宗旨：凡天地之间，大至鲲、鹏，小至学鸠、斥，甚或野马、尘埃，皆“有所待”而后行，不可谓怡然自得；唯有泯灭物、我之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与自然化而为一，然后才可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在精神上获得彻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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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先写大鹏凭风南飞，以寓万物皆“有所待”之意。但唯恐他人不信，所以随即引《齐谐》作为证明，又通过借野马、尘埃、大舟喻大鹏，借水与生物之息喻大风，然后再通过蜩、学鸠、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与汤之问棘来反复申述此意。接着以“此小大之辩也”稍作收束，暗示凡此种种，虽有大小之别，寿夭之殊，然其“有所待”，则皆无例外。但文复生文，喻中夹喻，波兴云委，莫测涯涘，行文至此并未点明正意。继而，随着笔锋由小智小才者转向誉不加劝、非不加沮的宋荣子，与“御风而行”的列子，表明前者不过是自适其志的学鸠、斥之辈，而后者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无所待而获得真正逍遥游的至人、神人、圣人相比，则亦至多不过是“犹有所待”的大鹏而已，实在不值得称道。全篇宗旨，至此才轩豁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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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进一步阐发此旨，文章最后又写下三段文字，然后才戛然住笔。全文笔势一路汪洋恣肆，有如天马往来空中，不可遏止。这就是庄子散文的基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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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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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1]，其名为鲲[2]。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3]。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4]，其翼若垂天之云[5]。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6]。南冥者，天池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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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谐》者[8]，志怪者也[9]。《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10]，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11]，去以六月息者也[12]。”野马也[13]，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14]。天之苍苍[15]，其正色邪[16]，其远而无所至极邪[17]？其视下也[18]，亦若是则已矣[19]。且夫水之积也不厚[20]，则其负大舟也无力[21]；覆杯水于坳堂之上[22]，则芥为之舟[23]；置杯焉则胶[24]，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25]。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26]，而后乃今培风[27]；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28]，而后乃今将图南[29]。“蜩与学鸠笑之曰[30]：‘我决起而飞[31]，抢榆枋[32]，时则不至[33]，而控于地而已矣[34]，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35]？’”适莽苍者[36]，三餐而反[37]，腹犹果然[38]；适百里者，宿舂粮[39]；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40]，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41]。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42]，蟪蛄不知春秋[43]，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44]，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45]，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46]，众人匹之[47]，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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