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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郭庆藩这部《庄子集释》经过王孝鱼先生的点校，被中华书局收录进了“新编诸子集成”系列，成为我们研究《庄子》的首位必读书，王先谦的那篇序言，赫然就出现在全书最醒目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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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序言很奇异地忽略了本来最不该忽略的学术问题，从一落笔就是感时伤世的调子，甚至悠悠然有几分催人泪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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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君子瀞（郭庆藩字子瀞）撰成《庄子集释》，拿给我看，而这一年恰恰发生了东夷之乱，我不由得深深叹息：庄子当年也是有一肚子的不得已吧，他生逢乱世，不知道该拿这世界怎么办才好，于是精神彷徨于寥廓，辨析小大之无垠，穷究天地之终始，惊惧之下才写下了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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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曾说：‘儒者所谓的中国，只不过是广袤天下之中的八十一分之一罢了。赤县神州之外自有九州，都被海水环绕，外面更有大瀛海环绕着它们全部。’(1)惠施也说：‘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这是一个颇为吊诡的说法，因为以传统的地理观念视之，燕在北方，越在南方。）庄子赞许这种说法，自己也说倏与忽凿死了混沌，简直就像预见了今天的世界局势呀。这样看来，庄子真是一位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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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讲过，子贡提出汲水用桔槔最有效率，却遭到了汉阴丈人嘲笑（汉阴丈人认为使用机械虽然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却会使人产生机心，所以不取之，即“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而我们今天的机械、机事超出桔槔何止万倍，庄子见了又会怎么办呢？庄子还讲过蜗牛的两只犄角上分别有蛮氏之国和触氏之国，两国为了争夺地盘而打仗，烽火连绵，伏尸数万。而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是蛮氏之国和触氏之国，庄子又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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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就算黄帝君临天下的时候，也有蚩尤作乱；就算尧帝为君的时候，也有丛枝、宗、脍、胥敖作乱（这也是《庄子》之典）。黄帝和尧帝皆非好事之徒，但国还是要伐，兵还是要用，显然不可能真的以虚静之道治理天下。庄子想以虚静之道拯救乱世之患，却根本做不到，也就只好独立于寥廓之野，以求全身保命、悠然自得罢了，他那套想法哪可能施之于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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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庄子》这部书在后世确实大大的流行过。晋人从《庄子》发展出轰轰烈烈的玄学，但这于应对北方胡羯势力迫在眉睫的威胁一点用处都没有；唐代把本属子书的《庄子》尊为经书，经书本该有经世治国之用，但它对安史之乱可有丝毫正面的贡献么？要说这部书的价值么，也就是帮君王清一清淫侈之心，帮小人物们看淡一些利益之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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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庄子》这书文采奇绝，所以才使郭君爱玩不已，于是编撰了这部《庄子集释》，费了许多的笔墨。假如庄子本人看到这部书，一定会说‘这都是我的糟粕’吧。尽管如此，若没有了这些糟粕，又怎能让我们欣赏到古人的文章之美呢？郭君这部书当属副墨之子，读者们则要算是洛诵之孙了。（“副墨之子”和“洛诵之孙”是《庄子·内篇·大宗师》里边的比喻，副墨指文字，洛诵指诵读，大意是说“道”的传授经过了很多个层次的信息减损，最后有人吟咏诵读之，又有人把吟咏诵读的内容笔之于文字，所以文字所表述的“道”距离真正的那个“道”已经很远很远了。王先谦这里部分地只从字面意义来使用这两个比喻之辞，《庄子》原文里的洛诵之孙排在副墨之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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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就这样感时伤世了一番，把庄子狠狠地讥讽了一通，把郭庆藩这部新书的价值温和地贬低了一下，然后全文结束，落款是：“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冬十二月，长沙愚弟王先谦谨撰。”——只要略略熟悉近代史的读者就能够从这个落款当中一下子看到问题，不错，“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这就是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公元1894年。王先谦序言开头所谓的“东夷之乱”，说的就是日本发动的一连串的战争。觉察了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王先谦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反常的序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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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绪二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这世界实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天翻地覆、最跌宕人心的剧变，就连两千年来绵延传承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观都要为之动摇了。人心自然会敏感起来，甚至过度地敏感起来，若非如此的话，任何一个思虑正常的人恐怕都很难从邹衍、惠施那些汗漫之言里联想到一幅真实的世界地图，更不可能从倏与忽为混沌开凿七窍的那个著名的寓言里联想到大清帝国正在列强的觊觎之下饱经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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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与忽的故事出自《庄子·内篇·应帝王》，是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常到混沌的地盘做客，混沌待他们很好，于是倏与忽很想报答混沌，商量道：“每个人都有七窍，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吃喝，可以呼吸，唯独混沌没有七窍，我们帮他把七窍凿出来吧。”商议已定，倏和忽很有计划地每天为混沌开凿出七窍中的一窍，谁知待七窍开凿完毕，混沌却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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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则寓言原本是庄子为了阐释虚静恬淡、无为而治的道理而设计出来的，就连下愚之人也很难生出什么歧见，(2)而王先谦一代学术宗师，却偏偏从中看到了光绪年间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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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之下，王先谦几乎无法让自己再去关注那些围绕着庄子的所谓学术问题，他的心思已经完全聚焦在实用价值之上了。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讲，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但事情正如释迦牟尼那个著名的箭喻一样：当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后，首当其冲的事情当然应该是保命，而不是去费心调查射箭之人的种族、身份、姓名、肤色以及他那张弓的各个部件的材质与制作方式。（《佛说箭喻经》）所以，在这篇序言当中，王先谦反复向庄子追问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办”（原文是“使庄子见之，奈何”，“而庄子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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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儒家传统里，学术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么办”的学问都是没有价值的学问。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学也要讲求实用，更何况偌大的一个帝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时候。王先谦毫不客气地把一个个政治难题丢给庄子，毫不客气地逼问他“你说该怎么办”，然后摆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势：你看看，你还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么！——但王先谦唯独忘了问问自己：你们治儒家“十三经”的难道就知道该怎么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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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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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几分反讽的是，在郭庆藩的新书问世之后，时移世易，同一家书局，即长沙思贤书局刊又印了一部《庄子集解》，书名和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只有一字之差，内容也和郭书属于同一个类型，只是篇幅略微单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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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贤书局的出版物向来以校刊精良著称，是日后的藏书家们最爱搜集的版本之一。思贤书局的名字取自旁边的思贤讲社——早在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因为受人构陷，告病回乡，在长沙曾国藩祠堂的西侧创立讲社，题额“思贤”，及至光绪十六年（1890），即甲午战争的四年之前，郭嵩焘延请王先谦主持讲社，后者便在讲社旁边创办了思贤书局。很快地，在学术泰斗兼资深出版人王先谦的主持下，思贤书局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几大官营书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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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过这个背景，我们就会知道这部《庄子集解》就是王先谦的书局出版的，事情还不仅如此，看看书的作者，赫然就是王先谦本人。我们不由得要问：他这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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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部书，想来王先谦自己既不可能去写，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统管的书局去出。单从后者的角度来讲，王先谦搞书局并不是市场导向型的，他有一个很宏伟的志向，就是把历朝的圣谕圣训、典章制度、御制诗文广为刊发，也好扭转这早已经败坏了多年的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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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庄子》的相关著述显然不符合这个比大清政府还要主旋律的经营理念，真不知道王先谦是怎么想的。那么，我们翻翻《庄子集解》的序言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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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这部书（很明智地）没有委托别人作序，而是写了一篇自序，情绪和态度与从前已是大不相同，其大意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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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那些著书之人难道一定要在山野之中隐居不成，我看庄子虽然就是这么做的，虽然他的确不把富贵放在心上，但毕竟也会出门借米，也会上朝谒见国君，看来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救世之心的。传言庄子会取代惠施的相位，于是惠施在国中连续三日大索庄子，这两位毕竟是同声相应的老朋友呢。惠施之所以会是这个态度，想来庄子并不是一个像他自诩的那样完全回避世俗名利以全其道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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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庄子自己也说过：‘天下有道的时候，圣人出来做事；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保命全生’，又说他自己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也就是有用和无用之间，既非有用，也非无用）。庄子所谓的不材，是要让自己做一个没用的人来保全性命；所谓的材，是用文字来彰显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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