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08680
1702008681
“所以说，就算黄帝君临天下的时候，也有蚩尤作乱；就算尧帝为君的时候，也有丛枝、宗、脍、胥敖作乱（这也是《庄子》之典）。黄帝和尧帝皆非好事之徒，但国还是要伐，兵还是要用，显然不可能真的以虚静之道治理天下。庄子想以虚静之道拯救乱世之患，却根本做不到，也就只好独立于寥廓之野，以求全身保命、悠然自得罢了，他那套想法哪可能施之于天下呢。
1702008682
1702008683
“但《庄子》这部书在后世确实大大的流行过。晋人从《庄子》发展出轰轰烈烈的玄学，但这于应对北方胡羯势力迫在眉睫的威胁一点用处都没有；唐代把本属子书的《庄子》尊为经书，经书本该有经世治国之用，但它对安史之乱可有丝毫正面的贡献么？要说这部书的价值么，也就是帮君王清一清淫侈之心，帮小人物们看淡一些利益之争罢了。
1702008684
1702008685
“但《庄子》这书文采奇绝，所以才使郭君爱玩不已，于是编撰了这部《庄子集释》，费了许多的笔墨。假如庄子本人看到这部书，一定会说‘这都是我的糟粕’吧。尽管如此，若没有了这些糟粕，又怎能让我们欣赏到古人的文章之美呢？郭君这部书当属副墨之子，读者们则要算是洛诵之孙了。（“副墨之子”和“洛诵之孙”是《庄子·内篇·大宗师》里边的比喻，副墨指文字，洛诵指诵读，大意是说“道”的传授经过了很多个层次的信息减损，最后有人吟咏诵读之，又有人把吟咏诵读的内容笔之于文字，所以文字所表述的“道”距离真正的那个“道”已经很远很远了。王先谦这里部分地只从字面意义来使用这两个比喻之辞，《庄子》原文里的洛诵之孙排在副墨之子之前。）”
1702008686
1702008687
王先谦就这样感时伤世了一番，把庄子狠狠地讥讽了一通，把郭庆藩这部新书的价值温和地贬低了一下，然后全文结束，落款是：“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冬十二月，长沙愚弟王先谦谨撰。”——只要略略熟悉近代史的读者就能够从这个落款当中一下子看到问题，不错，“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这就是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公元1894年。王先谦序言开头所谓的“东夷之乱”，说的就是日本发动的一连串的战争。觉察了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王先谦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反常的序言了。
1702008688
1702008689
在光绪二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这世界实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天翻地覆、最跌宕人心的剧变，就连两千年来绵延传承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观都要为之动摇了。人心自然会敏感起来，甚至过度地敏感起来，若非如此的话，任何一个思虑正常的人恐怕都很难从邹衍、惠施那些汗漫之言里联想到一幅真实的世界地图，更不可能从倏与忽为混沌开凿七窍的那个著名的寓言里联想到大清帝国正在列强的觊觎之下饱经忧患。
1702008690
1702008691
倏与忽的故事出自《庄子·内篇·应帝王》，是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常到混沌的地盘做客，混沌待他们很好，于是倏与忽很想报答混沌，商量道：“每个人都有七窍，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吃喝，可以呼吸，唯独混沌没有七窍，我们帮他把七窍凿出来吧。”商议已定，倏和忽很有计划地每天为混沌开凿出七窍中的一窍，谁知待七窍开凿完毕，混沌却也死了。
1702008692
1702008693
显而易见，这则寓言原本是庄子为了阐释虚静恬淡、无为而治的道理而设计出来的，就连下愚之人也很难生出什么歧见，(2)而王先谦一代学术宗师，却偏偏从中看到了光绪年间的世界格局。
1702008694
1702008695
而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之下，王先谦几乎无法让自己再去关注那些围绕着庄子的所谓学术问题，他的心思已经完全聚焦在实用价值之上了。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讲，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但事情正如释迦牟尼那个著名的箭喻一样：当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后，首当其冲的事情当然应该是保命，而不是去费心调查射箭之人的种族、身份、姓名、肤色以及他那张弓的各个部件的材质与制作方式。（《佛说箭喻经》）所以，在这篇序言当中，王先谦反复向庄子追问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办”（原文是“使庄子见之，奈何”，“而庄子奈何”）。
1702008696
1702008697
尤其在儒家传统里，学术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么办”的学问都是没有价值的学问。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学也要讲求实用，更何况偌大的一个帝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时候。王先谦毫不客气地把一个个政治难题丢给庄子，毫不客气地逼问他“你说该怎么办”，然后摆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势：你看看，你还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么！——但王先谦唯独忘了问问自己：你们治儒家“十三经”的难道就知道该怎么办吗？
1702008698
1702008699
1702008700
1702008701
1702008703
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2．
1702008704
1702008705
略有几分反讽的是，在郭庆藩的新书问世之后，时移世易，同一家书局，即长沙思贤书局刊又印了一部《庄子集解》，书名和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只有一字之差，内容也和郭书属于同一个类型，只是篇幅略微单薄一些。
1702008706
1702008707
思贤书局的出版物向来以校刊精良著称，是日后的藏书家们最爱搜集的版本之一。思贤书局的名字取自旁边的思贤讲社——早在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因为受人构陷，告病回乡，在长沙曾国藩祠堂的西侧创立讲社，题额“思贤”，及至光绪十六年（1890），即甲午战争的四年之前，郭嵩焘延请王先谦主持讲社，后者便在讲社旁边创办了思贤书局。很快地，在学术泰斗兼资深出版人王先谦的主持下，思贤书局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几大官营书局之一。
1702008708
1702008709
了解过这个背景，我们就会知道这部《庄子集解》就是王先谦的书局出版的，事情还不仅如此，看看书的作者，赫然就是王先谦本人。我们不由得要问：他这是怎么了？
1702008710
1702008711
这样一部书，想来王先谦自己既不可能去写，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统管的书局去出。单从后者的角度来讲，王先谦搞书局并不是市场导向型的，他有一个很宏伟的志向，就是把历朝的圣谕圣训、典章制度、御制诗文广为刊发，也好扭转这早已经败坏了多年的世道人心。
1702008712
1702008713
这样说来，《庄子》的相关著述显然不符合这个比大清政府还要主旋律的经营理念，真不知道王先谦是怎么想的。那么，我们翻翻《庄子集解》的序言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吧。
1702008714
1702008715
王先谦这部书（很明智地）没有委托别人作序，而是写了一篇自序，情绪和态度与从前已是大不相同，其大意是说：
1702008716
1702008717
“古时候的那些著书之人难道一定要在山野之中隐居不成，我看庄子虽然就是这么做的，虽然他的确不把富贵放在心上，但毕竟也会出门借米，也会上朝谒见国君，看来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救世之心的。传言庄子会取代惠施的相位，于是惠施在国中连续三日大索庄子，这两位毕竟是同声相应的老朋友呢。惠施之所以会是这个态度，想来庄子并不是一个像他自诩的那样完全回避世俗名利以全其道的人吧。
1702008718
1702008719
“何况庄子自己也说过：‘天下有道的时候，圣人出来做事；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保命全生’，又说他自己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也就是有用和无用之间，既非有用，也非无用）。庄子所谓的不材，是要让自己做一个没用的人来保全性命；所谓的材，是用文字来彰显自己的思想。
1702008720
1702008721
“但是老子说过：‘漂亮的话不可靠，可靠的话不漂亮’，庄子的文章就属于漂亮的，而且连他自己都说自己的话不可靠。所以他才一会儿说马鞭子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罪恶，一会儿自己却拿着马鞭子敲打骷髅；一方面追慕上古那个没有文字的社会，一方面又常常借古人的言论以修心，这哪里是要为后世立言的态度呢，只不过是愤世嫉俗罢了。庄子刺暴主，愤浊世，批评仁义，齐同是非，这是因为在那个残暴与虚伪丛生的世界里，仁义只是强盗的幌子，孰是孰非又如何分辨得清呢？
1702008722
1702008723
“他的心志已伤，所以言辞才会过激。如果让他生在好时候的话，他一定会好好出来做事的。但遗憾的是，后世的读书人追慕庄子的言论却不考虑这些特定的背景。这不是庄子的错，而是那些后人的错。
1702008724
1702008725
“我治《庄子》也算有些年头了，体会全书的要领，无非是“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罢了。我曾以这句话作为养生的原则，这也的确对我有些益处。这样说来，庄子也算是我的老师了。……”
1702008726
1702008727
以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先谦，先前那些感时伤世的激愤突然没了踪影，眼下仿佛只有一位恬淡平和的老人坐在大榕树下一张古旧的摇椅上，眯着眼睛向小辈们拉着家常。
1702008728
1702008729
其实，所谓“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儒家本身就有这种论调，不假外求，只不过立意不同。《尚书正义·武成》引《帝王世纪》，说武王克商之后，殷商的人民看着周军进城，期待着一睹新君风采。先看到了毕公，大家以为这就是新君，贤人商容说：“这个人严肃而有急色，不会是新君。”又看到了太公，大家以为这该是新君了，商容又说：“这个人威风凛凛，是个带兵的人，不是新君。”接下来周公出场，大家以为这总该是新君了吧，但商容又说：“看这个人的气质，志在除贼，应该是周之相国。”最后武王露面，商容这才说道：“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看这个人气质正是如此，应该就是我们的新君了。”
[
上一页 ]
[ :1.702008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