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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史记》里的那段记载恰恰就是《庄子》本文里这两段内容的结合。难道司马迁就是从《庄子》里边采来这两段材料编缀成篇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仅无助于反驳黄震，庄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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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原因，黄震方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事或许只是个寓言罢了”。黄震这么讲，在《庄子》本文里有一处铁证：《杂篇·寓言》里概述创作宗旨，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就是说，在《庄子》的全文里，寓言占了十分之九；《庄子·杂篇·天下》概说《庄子》之行文，也有所谓“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而司马迁自己在庄子本传里也说过，庄子著书十几万字，大多都是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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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是为了阐明道理的，故事情节当然可以尽情虚构，所以在有的故事里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里儒家又扮演正面人物，就连老子也有这种遭遇。这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庄子》本文里那些涉及庄子生平的故事来论断庄子的真实生活，而只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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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所有和庄子有关的故事里，他几乎一直都是以赤贫姿态出现的，看来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庄子真的很穷；他还始终扮演着隐士的角色，从来不去做官，多半这也是真的。如果这两点推测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极端尊重知识分子而且人才在国际间高度流动的时代，以庄子的才学，就算这些才学全是玄虚不实的屠龙之术，谋个官作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齐国稷下学宫之类的地方混一口富贵闲饭，而且想骂谁就骂谁，没人限制他的言论自由。一处只有螃蟹而没有监州的天堂，难道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梦寐以求的吗？但他就是不去，甘愿做一名清贫的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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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格是令人钦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个泛神论者》里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我爱荷兰的Spinoza，／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我爱印度的Kabir，／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看来郭沫若没可能爱上自己，他没讲自己是靠什么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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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庄子是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只要我们不抱偏见地看，应该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虽然他的原则和我们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毕竟一点不像鲁迅在短剧《起死》里所讥讽的那个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学家。(2)的确，他对世俗所谓的正邪善恶很没原则，却对做官还是不做官太有原则。或许他太厌恶这个世界了，所以只想远远地和它保持距离，做一个冷眼旁观者，绝不让自己陷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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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看到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颜世安先生找到了为庄子的“学术污点”做洗刷的机会：“庄子生平穷困，却清高孤傲，拒绝与官府往来，这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长期安于贫困，做起来并不容易。庄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现成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某种很认真的东西，说明他是迂直而不肯灵活权变的人。为什么我们重视庄子这种性格呢？因为《庄子》一书（尤其内篇）恰恰提倡一种凡事不要认真，无可无不可的游世主张。按这种主张，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应该特别坚守的原则，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庄子评传》，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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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知人论世地看问题，我们更加可以领会到《庄子》之所以被称为乱世之书、过激之言的理由。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善意的推测罢了，因为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和思想主张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当这种反差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实在难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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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世界级的思想家身上并不鲜见，比如罗素就曾以一贯刻薄的口气这样评论叔本华说：“假若我们可以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不是真诚的。他素常在上等菜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色情而不热情的琐屑的恋爱事件；他格外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在其他各方面，他完全是自私的。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西方哲学史》下册，p309，310）而王国维，这位叔本华在中国最著名的私淑弟子，虽然多次论述自杀之于生活境界而言极不可取，自己却终于选择了这个极不可取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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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该以他们的实际生活为标杆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还是认为他们只是看得破却做不到罢了，这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做判断的支撑。但遗憾的是，至少在庄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找不出更多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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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反观颜世安先生的那番推断，实在很有典型意义。学者们常常出于个人的喜爱之情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在偶然甚至被迫的情况下选择了研究对象之后，也会因为认知失谐的作用而对后者萌生了喜爱之情，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他们往往会“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自己的研究对象”（反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尤其对于本国的历史，当我们怀着钱穆先生所提倡的“温情与敬意”的时候，要小心不可把客观性牺牲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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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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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庄子的思想是我们的事，而选择哪一种生活则是庄子自己的事。既有富贵的能力，也有富贵的机会，却偏偏选择了贫穷，常人虽然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没有伤害到谁。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生活难道不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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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庄子也许真的伤害了谁，至少伤害了他的老婆和孩子。从《庄子》本文来看，他居然是有妻有子的。如果我们不能以寓言视之的话，难免会对他的家庭责任感或多或少地抱以一些质疑，尽管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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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实际问题，那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庄子的这套思想，或者说如此有思想的这位庄子，有没有帮他的妻儿老小过上好日子呢？——《周易·遁》九四爻辞：“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周振甫先生解释说：“贵族可以退隐，故吉；小民靠劳动生活，不能退隐，故否。”（《周易译注》，p.119）的确，诸葛亮躬耕南阳，支道林买山而隐，都是很有物质条件的，庄子没有守节之忧，难道也要学伯夷、叔齐和黄震那样不成，又置老婆孩子于何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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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庄子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整天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不出去努力打工赚钱，让老婆孩子过着要房没房、要车没车的日子，我们会不会鄙视他呢？——把理论一联系生活，问题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问题早已经被古代的哲人和俗人一并关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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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的意见，比如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就认为庄子并不是真的必须选择隐遁的生活来全身保命，因为当时虽是乱世，但寿终正寝的人还是不少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比如稷下三千学者，大多都得了善终，所以庄子这么做是别有用意的。（《庄子书后》，《浮山文集前编》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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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的看法，比如明代有一个叫陈一球的人，编了一部反映庄子生平的传奇，叫做《蝴蝶梦》，以俗人八卦的典型心态塑造着庄子的家庭环境：淳于髡被编排成他的表弟，惠施变成了他的妻舅，庄暴做了他的弟弟，他还有个儿子叫灵生，妾叫如花。惠施的这个角色最有意思，他在《庄子》里本来就是庄子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论敌，而且身为国相，仕途显达，恰恰和庄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既然这位惠施变成了庄子的妻舅，庄太太的心情一定会很复杂的：哥哥和丈夫都是当世顶尖的知识分子，但眼看着哥哥飞黄腾达，丈夫却始终一贫如洗。更可气的是，丈夫甚至一点都没有应用知识以改变命运的动机，就这么在自甘堕落中自得其乐。嫁了一个没有上进心的懒汉，庄太太很痛苦，两口子为此没少吵架拌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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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球虽然以戏剧的手法把矛盾强化了出来，但的确贴合了老百姓的心思。庄子这个角色怎么看怎么让人恨：一个人单是穷也就罢了，可谁也没像他，穷还能穷出来那么多虚无缥缈的大道理来，谁还都说不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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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庄子的贫穷尽管很可能是真的，但也很可能并没有穷到《庄子》一书所渲染的那个程度，因为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庄子是有一些追随者的，《庄子》的外篇和杂篇大多都出自他们的手笔。这些人也许就是他的门人弟子，也许就是一些和他维系着松散关系的仰慕者。无论如何，以人之常情而论，大家不会眼看着师父、师娘和小师弟挨饿而不管的；同样以人之常情而论，“饿着肚子的人不需要精心雕琢的哲学来刺激不满或者给不满找解释，任何这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有闲富人的娱乐。他们想要别人现有的东西，并不想要什么捉摸不着的形而上学的好处。”（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p.295）《庄子·杂篇·列御寇》讲过庄子临死之前，弟子有厚葬的打算，只不知道这是否也仅仅只是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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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还会引发一个我辈凡夫俗子大感兴趣的问题：庄子有没有像孔子那样收过学费？当然，这个庸俗的揣测也有其比较深刻的含义，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庄子当时有没有像其他学者一样开宗立派，有没有公然摆出过学术导师的高调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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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孔门向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之说，《史记》还专门有《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墨家弟子也有很大的声势，但庄子的弟子到底有谁，我们连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庄子·外篇·山木》讲庄子见到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于是一连多日闷闷不乐，“蔺且从而问之”，唐代的庄子注释家成玄英说这位蔺且就是庄子的弟子，姓蔺名且，但他没给出任何证据，也不知道是望文生义还是什么，或者所谓蔺且也只是一个虚构的人名罢了，这也正是《庄子》的一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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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庄子虽然主张逃名，自己却（也许是无可奈何地）得享大名，而他的追随者们却真真正正地实现了逃名的理想，以至于除了一个可疑的蔺且之外，我们竟然连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也寻找不到。再者，这些追随者们，无论是以声闻还是以缘觉（套用佛教术语），看来也没有一位社会贤达，以至于庄子一派在当时竟致有点默默无闻。比如，和他同时代的孟子热衷于反对异端邪说，但根本没提庄子，《吕氏春秋》、《尸子》点评百家，也偏偏漏掉了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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