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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些人不像朱熹这么多疑，他们会怀着温情与敬意来理解蔺且的身份。成玄英自然是个典型，他不但认为蔺且就是庄子的学生，还为庄子找到了一位老师，叫做长桑公子。（成玄英《庄子序》）如果此言属实的话，那么庄子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师兄弟，即神医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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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少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看来，长桑公子绝对是一个比蔺且更加可疑的人物。但这个说法一度相当流行，而且佛、道两家都这么讲。尤其在道教的神仙谱系里，长桑公子堪称举足轻重，他是入天门、养丹田的名家，曾向扁鹊传授过起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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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学者不断凿实着庄子的这一师承，越说越真，及至元代，赵道一为历代真仙作传，在庄子的条目之下先是照抄《史记》本传，然后引《真诰》说：“庄子师从于长桑公子，学得了玄妙的道理，著成《庄子》。他隐居在抱犊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在天庭做了一个叫做太极闱编郎的官。”（《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5）看来庄子终究拗不过世人的心愿，虽然一辈子远离官府，却在天庭谋了个体制内的身份。个中奥义在赵道一的注释里可以略窥一二：“世人如果知道庄子是这样一号真仙，一定会非常重视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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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严肃的学者一般认为庄子是师承老子的，和所谓长桑公子没什么关系，就连成玄英自己也在为《庄子》所作的注释里自相矛盾地说“庄周师老聃”。这个说法主要是发挥了《史记》本传，不过《史记》只是说庄子的学说本于老子，却没提两人有什么师生关系，或许庄子之学只是远绍老子也未可知，毕竟《庄子》夹杂着不少老子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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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细心的学者读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庄子其实生活在老子之前，甚或老子只是庄子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尽管这样的见解已经不为时人所取，但庄子的师承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更何况庄子并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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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实在要对庄子的生平做一个粗略而未必可信的勾勒的话，不妨参照B．H．Hoffert的推测：庄子，宋国蒙地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在家乡的时候，他就学于一位杨朱学派的老师，做过小吏，至少有一名叫做蔺且的弟子。在雕陵看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便辞了职，认为公务员的职位无论对现实生活还是对精神追求都是一种有害的束缚。然后他去了魏国，在那里结识（或重逢）了惠施，彼此成了友好的论敌。因为惠施既是魏国的国相又是名家的领袖，我们或可猜测庄子参与了那里的宫廷辩论——庄子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辩论语言与逻辑思辨的高超驾驭能力，尽管他用这种能力来证明的恰恰是辩论的无谓。最后，如果我们对《庄子》里的故事轻信一些的话，他应该死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死在他的妻子和惠施之后，其时有一些弟子陪在他的身边。（Chuang Tzu：The Evolution of a Taoist Classic，2002，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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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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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汉（A．C．Graham）对比老子与庄子的差异，说“《庄子》是一部古代著作集，为了偏爱私人生活而不是政坛官场的社会的局外人所著。《老子》虽然也吸引了同一读者群，但它却表现为另一种有关统治术的指南”，并且称《庄子》是“反政治的”，而《老子》是“政治的”。（《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p.199）这一论断尽管忽略了《庄子》大段的政论性文字，但也道出了七八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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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著作集，这是先秦著述的通例。《庄子》的著作权，就像《论语》、《墨子》这类的作品一样，要归于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刘笑敢的一个经典的考据结论是：“《庄子》内篇基本上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庄子》外杂篇基本上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庄子后学大体上包括述庄派、黄老派和无君派三个支派。庄子及其后学三派的总和，就是庄子学派。”(3)（《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988，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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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篇一般被认为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尽管其中也明显羼杂着别人的笔墨。对于严格的版本考订者来说，增窜的内容一定要删，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即残缺的内容也一定要补。事实上，后一项工作才是难度超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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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本传说庄子著书十几万字，而我们看到的《庄子》还不足7万字；《汉书·艺文志》说《庄子》共52篇，而我们看到的只有33篇，即内7篇、外15篇，杂11篇，这个三部曲式的划分是郭象做的，但很可能是从俗为之。消失的那些篇章与文字一般认为也是被郭象删掉的，现在已经恢复不了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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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的理由是什么呢？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52篇本的《庄子》有很多荒诞的内容，有像《山海经》的，有像占梦书的，所以注释者们常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作删订，只有《庄子》内篇各家的注本都一样。在所有的注本当中，以郭象所注最合《庄子》的本旨，所以才被世人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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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人所重的结果就是：最终只有郭象的删定本流传了下来，其他版本一概散佚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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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明所谓《山海经》、占梦书云云，应当就是郭象的原话，出处就是郭象为自己的《庄子注》所作的跋语。这篇跋语在中国已经失传，后来是在日本发现的，抄录于镰仓幕府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元代）的高山寺古抄本《庄子》的末尾。郭象在这篇跋语中理直气壮地谈到：庄子闳才命世，有许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而有些低水平的人领会不了庄子的境界，妄自增窜庄子的文章，搞出不少貌似深刻实则鄙俗的文字，足足占了全书的三成，这只能给后来的学人增添烦恼，所以我才把它们都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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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一定很想告诉郭象：你觉得哪些段落不好，标注出来也就是了，哪能自作主张都删掉呢！——这正反应了古今治学的一大差异，正像上文讲到的，现代学术更加重视求真，古代学术更讲究经世治国的实用性。所以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古人的至理名言要了解，荒谬之见也一样要了解，这才能串起思想史的脉络，而对于郭象来说，没用的学问当然不必要存在，留着它们只能给后人添乱。不过，即便按照郭象自己提出的标准，以今天的《庄子》本文和佚文来看，恐怕既有不少当删而未删的，也有不当删而被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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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清朝对图书的禁毁和删改就怒不可遏，殊不知这般的主张与行动不但古已有之，而且绵延不绝，既有政府行为，也有个人行为，只不过规模没那么大罢了。而且汉人删汉人的书，这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看来还算能够接受。既然古人长久以来都秉持着实用性的导向，那么在他们的观念里，删删改改实在算不上多大的罪过，何况《庄子》或许也没必要写得那么长——明代学者王世贞针对《庄子》说过，著述不宜篇幅太长，十几万字的一部书，其要旨也不过几百字罢了，若一定要写那么多，只能使人厌烦。（《读庄子一》，《读书后》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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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删订难免会引起人们的好奇，虽然汉人见过的52篇本《庄子》已经失传，但学者们总会想尽办法去寻找维纳斯的断臂。南宋王应麟从《后汉书》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搜集了《庄子》佚文39条（《困学纪闻》卷10），近人有马叙伦、王叔岷做了更加细致的工作，尤以后者辑录佚文178条，其中既有《山海经》、占梦书一类的话，也有“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这样很有庄子之风的至理名言，还有一些颇能抚慰心灵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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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则小故事一定会成为鸡汤主义者的最爱，是说魏国有一个叫东门吴的人，儿子死了却不难过。相国非常不解：“您对儿子的爱堪称天下第一，但如今儿子死了，您却一点都不难过，这是为什么呢？”东门吴说：“以前我没有儿子的时候没觉得难过，如今儿子死了，岂不是和当初没儿子的时候一样么，我有什么可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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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借由理性想通了感情悲恸之不必要——古罗马的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曾讲过：“从阿珀洛尼厄斯，我懂得了……在任何时候都要依赖理性，而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懂得了在失子和久病的剧烈痛苦中镇定如常”（《沉思录》卷1），但究竟如何依赖理性去“镇定如常”，奥勒留没有讲，庄子却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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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读《庄子》可以使人安心，不要说通读全篇，单单这一个疑似佚文的小故事就足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难题了：如果连这等丧子之痛也能无动于衷的话，天下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困扰你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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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虔诚的基督徒的心里，东门吴这样的人物确实是存在的。《旧约·撒母耳记下》记载着，大卫王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在拔示巴怀孕之后，大卫王设计害死了乌利亚。上帝为了惩罚这一罪行，待拔示巴生育之后，使那个孩子染上重病。于是，“大卫为那孩子恳求神，并且禁食，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侍从站在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也不与他们一起吃饭。到了第七天，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看哪，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听我们的话。现在我们怎么能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呢？他会伤心欲绝的。’大卫看见他的臣仆彼此低声耳语，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他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回答：‘死了！’于是大卫从地上起来，洗澡，抹膏，更换衣服，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然后回到自己的宫里去，吩咐人给他摆上饭，他就吃了。臣仆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为他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他回答：‘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谁知道呢？也许耶和华怜悯我，让孩子可以活着。现在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禁食呢？我还能使他回来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撒下12：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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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会批评大卫王不近人情，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最符合理性的态度，庄子一定会喜欢的。当然，要修炼到这般境界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要说我等草民百姓，就算在《庄子》风靡一时的晋代，就算是谈玄论道的名士，也往往到不了这个火候。“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恰逢丧子，悲痛到了无法自制的地步。山简见状而安慰道：“不过死个小孩子，何至于伤心成这样的！”王戎说：“圣人能够忘情，下等人没有感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山简认为这话很在理，便也跟着悲伤起来。（《世说新语·伤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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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的“情之所钟”在后世很得人心，毕竟庄子的境界太超凡脱俗了。譬如明人王世贞，爱庄子，负狂名，但对庄子再深的体会也抵不住一生至亲好友接二连三的生离死别，于悼念亡子之时只能感叹“忘情岂我辈，分已愧庄周”。（《悼亡儿果祥诗》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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