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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内篇·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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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北海有一只叫做鲲的大鱼，不知有几千里大。鲲变成鸟，叫做鹏，也不知有几千里大。海风吹起来的时候，鹏就顺势而飞，飞到南海。有一本专门记载怪事的书叫做《齐谐》，这书上说：“当鹏鸟飞向南海的时候，乘着六月的大风，激起三千里的水花，直上九万里的高空。”水不深就浮不起大船，风不大就载不动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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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和蝉很不屑：“我们飞到树上就够了，有时候飞不上去了，落到地上也无所谓，飞九万里那么高干嘛？”这两个小家伙哪里晓得，路程越远，准备工作就越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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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朝生暮死的小虫子不知道什么叫一个月，活不过一季的蝉不知道什么叫一年，这就是所谓“小年”。楚国有一只灵龟，以五百年为一春，五百年为一秋；上古有一棵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这就是所谓“大年”。彭祖直到今天还以长寿闻名，可他不过活了几百岁罢了，世人都想学他，这不是很可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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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告一段落，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庄子在做出事实陈述（尽管这是寓言）之外，在多大程度上还做了价值判断？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他在推崇大鹏鸟，看不上小鸟和蝉？是不是贬低了小虫子和彭祖，推崇了灵龟和大椿？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仅仅是说前者无法理解后者（对事实的陈述），还是在说前者比不上后者（对价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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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意见倾向于价值判断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还可以有这样一个版本：“老百姓不如小科员，科员不如科长，科长不如局长，局长不如部长……？草民出门，骑上自行车就走，就算车坏了，坐公交车或者步行也无所谓，但总统出行必须有浩浩荡荡的车队和严严实实的安保。草民对车的认识仅限于飞鸽、永久、捷安特，哪知道富豪坐的是法拉利或者阿斯顿·马丁呢？小区里有位贤达停了一辆奥迪，就引来了所有的羡慕，这不是很可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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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同样的逻辑，但感觉怎么就这么不是滋味呢？虽然是庄子的逻辑，虽然很切合我们凡夫俗子的常识，但显然与庄子的一贯思想不符，问题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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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熟悉《庄子》，就越难理解《逍遥游》，甚至只要紧接着读完《齐物论》就会对《逍遥游》产生困惑。研究者们为了弥合《庄子》思想的一贯性，很自然地就用《齐物论》的观点来解释《逍遥游》，从郭象、成玄英以来，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我们看看冯友兰先生的理解：“《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的幸福。”（《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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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王世贞把自己的一所小屋题为“鴳适居”，赋诗咏之：“大鹏九万苦不足，尺鴳抢榆恒有余。除却逍遥真际在，便应方朔羡侏儒。”小鸟反而成了知足常乐的榜样，悠然安适，又何必非要去效仿九万里高飞的大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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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纵然 “鸴鹏虽异，风月是同”（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可庄子那句“不亦悲乎”又是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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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的确“自我感觉”很幸福——这在现代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事情或者像爱默生在寓言诗里说的那样，松鼠自信满满地反驳大山的讥讽：“我虽然背不动松树，但你也嗑不开松果”，或者我们可以拿出本·琼森的名句鼓舞自己，相信榆树生涯的三百年不如百合花盛开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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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庄子对此显然抱着讥讽的态度，这态度在接下来的一段里尤其表现得明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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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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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内篇·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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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商汤向贤人夏棘请教，问上下四方有没有尽头，夏棘说无尽之外还是无尽，然后又把小鸟笑话大鹏的故事讲了一遍（只不过这回的小鸟换做了斥），说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接下来是庄子的一段议论，说有些人论才智可以做个官，论行为能符合一乡一土的道德标准，论品性可以投合一国之君的心意而取得一国的信任，这些人因此而自鸣得意，其实就像故事里的小鸟一样，所以境界更高的宋荣子才会嗤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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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荣子的境界已经很高了，世人无论是非议他还是赞美他，他都无动于衷，对名利毫不上心，但他的修为也就到此为止了。列子对名利也不上心，而且他会御风而行，连走路都免了，但就算这样，他还是有所依恃的（有待），没风就走不了。如果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之境，又还有什么必须依恃的呢（无待）。所以说，至人没有偏执的主观态度，神人没有功业，圣人没有名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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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庄子的理路就清晰起来了。小的确实不如大的，大的不如更大的，就像明人胡应麟用诗歌语言表达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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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鱼产溟渤，鬐鬛如山丘。朝行发碣石，暮宿昆仑陬。竦身激巨浪，喷沫飞洪流。倏忽化大鹏，九万乘风游。翼若垂天云，众羽不敢侔。一飞绝五岳，再举凌十州。翩翩鸴鸠侣，榆枋自相求。翱翔但咫尺，曷睹大化遒。（《咏史》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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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咫尺翱翔，无睹大道之极，但仅仅如此吗？鲲化为鹏的故事太过瑰丽，以至于以辞害意，给后人带来了太多励志的感染力，譬如归有光“东海有大鹏，扶摇负青天。可怜蜩与鸠，相笑榆枋间”（《读史》之二），一派不甘平淡而志在建功立业的气势，伟则伟矣，哲学的内涵却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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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上看，这里边还有一个必须辨明的问题：无论小的、大的还是更大的，都有所依恃，即“有待”，更高一层的境界就不以大小来区别了，而是以有待和无待来区别，终极的境界不是“最大”，而是“无待”，即无所依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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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敢先生对此提出过一个质疑，说《庄子》只提到“恶乎待”，从没说过“无待”，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中尚未形成明确的“无待”观念。既然列子御风而行是“有待”，那么至人“御六气之变”同样有所“御”，算不算“有待”？（《庄子哲学及其演变》，pp.137-142）这问题要辨析一下，《逍遥游》从“有待”推演到“恶乎待”，理路清晰，步骤明确，“无待”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概念，而列子御风尚存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御六气之变”则与天地万物为一，圆融无碍，不再有主体与客体的分别，前者好比一盆水泼在身上，后者好比一盆水泼在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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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和无待是《逍遥游》里的一对重要概念，有待则不能逍遥，无待才能逍遥。道理看上去很简单，大鹏虽然能从北海遨游到南海，但一定要等六月的海风，没有足够大的风力它就飞不起来；宋荣子对世俗的名利是无待的，精神独往独来，自由自在，但他好歹还要走路，脚必须依恃大地才迈得开步子；列子更高一层，对世俗是无待的，就连出门也无待于大地，但是，他毕竟还要有待于风，没风的时候他就没法御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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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的无待是怎样的呢？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里何谓“六气”，有人说是天地四时，有人说是阴阳风雨晦明，但都是猜，搞不清楚庄子的本意，好在这句话的大意还是比较清楚的，强调的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再联系“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给出的通往逍遥的方案就大体明朗了，即顺应自然的规律，抛弃主观的成见和执著，不建功，不求名，与时俯仰，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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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有待的最下乘境界好比一只小船驶向目的地，要顶风，要破浪，要扬帆，要转舵；高级一些的有待是“心如不系之舟”，随风随浪，没有固定的目标；到了无待境界就没有这只小船了，你就是一滴水，世界就是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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