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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韩昭僖侯后来有没有放任韩国不管，魏文侯后来有没有扔下魏国这个包袱，庄子一概没讲，只是《庄子·外篇·山木》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参照：鲁侯虽然一心一意操劳国事，但还是免不了忧患，所以脸色不太好看。市南宜僚劝慰他说：“狐狸和豹子栖居山林，算得上沉静了，而且昼伏夜出，算得上警惕了，但还是会被猎人捉住，这都是因为它们长了一身美丽的皮毛呀。而鲁国不正是您的皮毛吗？您只有把这个‘皮毛’丢掉，洗净内心，去除物欲，遨游于无人之野，忧患也就没有了。南方有个建德之国，那里的人单纯质朴，少私寡欲，只知道耕作却不知道储藏，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不知道什么是礼义，随心所欲，合于天道，所以活得很快乐，死得很安稳。我建议您舍弃国君之位，远离俗务，与道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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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侯有点担心：“这山长水远的，我怎么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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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宜僚说：“您不要倨傲，不要执著，自然就能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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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侯还是担心：“这么远的路，谁陪我呢？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能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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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宜僚说：“只要减少费用，节制欲念，就算没有粮食也饿不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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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宜僚，谆谆善诱，长篇大论地劝说鲁侯放弃国君之位而与道遨游，言辞一如既往地优美迷人，但鲁侯被说服了吗？不知道，庄子没有交代。读者肯定会想，连庄子自己都知道这种事情荒谬绝伦，所以才不好意思安排出国君出走的桥段。——不，永远不要低估庄子的想象力，我们来看看《庄子·外篇·田子方》的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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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说，楚王和凡国的国君会面，没过一会儿，楚王身边的人来报告说：“凡国亡国了！”一连报告了三次，但凡君一点都不上心，最后说道：“我的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我不是还好好活着么。如果凡国的灭亡不足以丧失我的存在，那么楚国的存在也不足以保全它的存在。这样看来，凡国并不曾灭亡，楚国也并不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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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感叹，凡君真是太心宽了！如果不在神仙世界而在现实世界里寻找逍遥的典型，恐怕莫过于此了吧。而或许令人欣慰的是，按照庄子和老子的观点，也只有这样爱自己的身体胜过爱自己的国家的人，才最适合去做国家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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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该会被凡君深深地感动一回吧，而且比之“乘云气，御飞龙”，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接近的境界。如果我们自己也想修炼到这个境界的话，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具体而简单有效的方法能让自己迅速达到凡君的境界呢？有的，《庄子》给出过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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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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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庄子·外篇·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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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庄子》极著名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秋天河水上涨，河神因此而洋洋自得，以为天下之美都集于自己一身了，而当他看见了大海，这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有多么短浅。于是海神给河神讲了一番道理，说别看我这海水无边无际的，但我一点也不会自满，因为我在天地之间就好像一块小石头在大山上一样。那么我们想想，四海在天地之间就像蚁穴在大泽里一样，而中国在四海之间就像米粒在粮仓里一样，人类在中国大地上不过是万物当中的一种，一个人在整个人类里也不过是无数分之一。这样看来，三王所争的，仁人所忧的，能人所苦的，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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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样一想，人生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争夺、值得牵挂、值得烦恼呢？——古往今来有很多仁人志士、文人骚客都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但该争的还是去争，该牵挂的还是牵挂。当我们看到如此这般的现实，难免感慨《庄子》之于世人，不过是提供了几句漂亮的牢骚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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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意志坚定的人，认为做人应该知行合一，既然想开了，就要以许由为榜样，以公子牟为教训，毅然决然地舍弃荣华富贵，找一片山林去隐居。——如果我们真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用最热情洋溢的言辞来赞美他的勇气，然后，把《庄子·外篇·缮性》的这一段指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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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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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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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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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外篇·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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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上古之人生活在混沌之中，淡然而无所求。那个时候，阴阳和谐，鬼神不来骚扰人世，四季正常流转，万物不受伤害，生物不会夭折，人的智力无处可用，这就是所谓的“至一”，无所作为而顺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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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世道变坏了，到了燧人氏和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只能顺应民心而已，却无法返回至一之境。后来世道更坏，神农和黄帝治理天下，连顺应民心都做不到了，只能维持天下的安定罢了。等到唐尧和虞舜的时候，大兴教化，重视文饰和学问，曾经的淳朴便被彻底地破坏掉了，人的心眼也越来越多，迷乱的民众再也无法回到本初的自然状态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得道高人就算不隐居在山林里，他的德行也好像被山林遮蔽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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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隐士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隐居的。古代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躲着不见人，并不是闭着嘴不表态，也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时命大谬”，没赶上好时候。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而大行于天下，他们就会返回“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如果时机不合适，处处碰壁，就潜藏而等待，这就是存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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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一无迹”，听上去颇具诗意，这样的庄子很像是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在中国式小诗《落雪》里描绘的那样：“雪花围着我低语，我的木屐在身后的雪地留下印迹。但没人会走过这条路，追寻我的足印。当寺庙的钟声再次响起，它们将被遮掩，将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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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诗境打碎，这样的场景未必值得羡慕，似乎还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更好一些。于是，可以与《缮性》这段文字参照的，是《秋水》里假托孔子的一段话，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超卓；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得志的人，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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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隐居，也是在等待机会。——庄子可以正言若反，统治者也可以反言正用：一个时代隐士多，就说明政府很糟糕；那么，为了证明这个政府不糟糕，就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隐居。韩非子为此奠定过理论基础，说太公望受封齐国的时候，当地有狂矞、华士两兄弟，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凿井而饮，自给自足而无求于人。太公望无法容忍这种人的存在，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周公旦在鲁国听说了这事，责问太公望说：“狂矞、华士都是贤人，你才赴任就杀贤人，这像什么话！”太公望为自己做了许多辩护，大略是说，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非爵禄则刑罚，但是像狂矞、华士这种人，爵禄刑罚对他们都没用，当君主的没法统治他们，留他们做什么呢，还怕他们乱法易教呢，还是杀了的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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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也幸好生在群雄竞逐的乱世，如果是生活在天下一统的暴政之下，想隐居怕也难了。西晋葛洪就生活在类似的情境之下，又有一再辞官的经验，于是假托附势公子和怀冰先生的对话，辩解说尧舜在位的时候有隐者许由，大禹在位的时候有隐者柏成子高，圣明的时代是有包容力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自由地选择和发展。（《抱朴子外篇·嘉道》）况且把凡鸟的巢穴掀翻，凤凰也不会来了；把鱼鳖的池塘弄干，神龙也会跑走；杀害了一名士人，人才就不会来你这里了；太公望开了暴虐凶残之先河，是用治军的方法治理太平之世呀。（《抱朴子外篇·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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