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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实际体验到‘一’”并不意味着“有着对于‘一’的知识”，而是使自己融汇于“一”，“我”与“一”不再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关系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消弭不见了。而这样的境界确实很难用语言表达，因为一落言诠，便意味着对主体与客体有了界分，而有了界分的“一”当然便不再是“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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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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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顾虑显然庄子也是有的，所以他就像老子一样，总是在强调自己的言说只是一种勉为其难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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齧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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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吾恶乎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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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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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吾恶乎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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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物无知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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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内篇·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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齧缺问王倪：“你知道万物有共同的标准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齧缺又问：“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事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齧缺又问：“那么万物就无从知晓了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虽然我一概不知道，但凑合着说两句吧。你怎么知道我所谓的‘知’不是‘不知’呢？你又怎么知道我所谓的‘不知’其实是‘知’呢？我来问你，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容易生病，泥鳅也会吗？人爬到树梢上就会惊慌，猿猴也会吗？人、泥鳅、猿猴，这三者之中，谁的生活习惯才算是标准的生活习惯呢？人吃肉，麋鹿吃草，蜈蚣吃小蛇，猫头鹰吃老鼠，谁的口味才算标准口味呢？毛嫱和西施是公认的美女，但鱼儿看见她们就会沉入水底，鸟儿看见她们就会高飞而去，麋鹿看见她们就会撒腿飞奔，怎样的美丽才算标准的美丽呢？在我看来，何谓仁义，何谓是非，纷繁复杂，我怎么区别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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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这番话首先涉及一个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认识论问题，早在同属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当中，赫拉克利特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普罗泰戈拉则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打消了客观真理，让我们想到每个人都为万物设置了各自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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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看似极端，其实问题还可以更极端一些：如果我的左手冷，右手热，双手同时浸在一盆温水里，于是左手觉得热，右手觉得冷，但这一盆水可能既冷又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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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人，同一个时间，对同一盆水却产生了不同的感知。这是贝克莱举过的例子，它看上去给了庄子很大的支持，但约翰·洛克会这样质疑庄子：一朵花到底是什么颜色，在人的眼里和在猫的眼里可能迥然不同，但这朵花的形状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猫，可有什么不同吗？这是“一朵”花，而不是两朵或三朵花，这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猫，可有什么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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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洛克对主性质与次性质（或称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的区分，所谓主性质，就是与物体不可分离的那些性质，比如形状、数量、充实性、广延性，它们就存在于物体本身；而所谓次性质，就是颜色、气味、声音之类，存在于知觉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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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意见绝对比庄子的意见更容易被常人接受，但在哲学上讲，反而错的是洛克。贝克莱站在庄子的一边，提出洛克对次性质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主性质。而吊诡的是，从功效上讲，“一直到现在有量子论兴起时为止，它（洛克的这一理论）支配着实际的物理学。不但物理学家们或明说或默认，总拿它当假定，而且它到底成为许多极重大的发现的一个根源，有了丰硕的结果。”（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p.13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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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还是求用，这真是一个亘古的两难。如果我们抛开实用主义的观念，不把真与用当成一回事的话，那么，仅仅在求真的意义上，我们应该采信庄子的话吗？——这还有点难讲，庄子虽然击退了洛克的问难，但他还必须接受另外一个质疑：主观性难道就不可以有标准吗，哪怕这种标准是相当模糊的；一个“至大无外”的群体或许欠缺共同的主观标准，但在不同的小群体里难道也不存在这种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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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就连诗歌语言也有共同标准了，至少是有了对共同标准的追求，这就是T. S. 艾略特提出的所谓“客观对应物”，要诗人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张扬个性，而是放弃个性，使诗歌象征在诗人的心里和在读者的心里产生一样的联想。对这种论调，不但不熟悉现当文艺理论的读者会嗤之以鼻，庄子肯定会大摇其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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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或许走进了一个极端，但庄子难道不是走进了另一个极端吗？可想而知的是，人和泥鳅的生活习惯虽然不同，但人有人的常规生活习惯，泥鳅也有泥鳅的常规生活习惯，我们的确不能以泥鳅的生活习惯来评判人类，但问题是，庄子所讨论的内容，百家争鸣的是是非非，毕竟都是在人类社会之内发生的，并没有超越物种。把物种内部的不同等同于物种之间的不同，这样也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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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要两说，首先，仅在人类世界里，是否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呢？——中国人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传统上的主流看法，而在西方世界，围绕着这个问题可谓烽烟四起，千年不绝，先验论与经验论各擅胜场：前者是发源于柏拉图而大成于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说，后者是肇始于亚里士多德而以洛克为顶峰的经验主义“白板说”，是否存在某些被“普遍同意”的东西正是两派争论的焦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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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也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火上浇油，经院哲学家会用《新约·罗马书》2：14-15为“天赋观念”作证：“其实，没有律法的外族人，若按着本性行合乎律法的事，那么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他们对自己来说就是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要求是写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知也一同作证，种种思念互相较量，有时指责自己，有时为自己辩护。”（新汉语译本）这就暗示着，上帝把律法预先写在了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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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抛除宗教之见而仅在哲学上说，正方认为，诸如“凡存在者存在”，“一种东西不能同时存在而又不存在”，这是为全人类所公认的，可见人类是存在“天赋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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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针锋相对，譬如洛克提出：“这两条原则在一切原则中，我想，算是最有权利配称为天赋原则的，而且它们都被人确认为是普遍承认了的公理，因此，任何人只要来怀疑它们，确乎要被人认为是奇怪的。不过我敢冒昧地说，这些命题不但不曾得到普遍的同意，而且人类大部分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人类理解论》，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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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就见仁见智好了，不过，如果你站在了先验论一方，也就站在了庄子的对立面上。但是，即便是最彻底的英国经验主义者，恐怕也不能完全接受庄子的这些道理，因为经验主义毕竟还在人类的范围里讨论问题，庄子的视阈却早已经跨越物种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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