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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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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般是提醒自己学无止境，再接再厉，没人认为“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所以我们会以为自己和庄子的分歧仅仅是一个视角的问题。但是，庄子这个无知论的适用范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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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就形而下的层面来讲，“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是历代政法工作者们的一大经典困局。法律条文有涯，违法犯罪的具体情况无涯，法律为了巨细靡遗，于是律外有例，例外又有奏准之令，法律工作的专业壁垒越来越高，徇私枉法的机会也随之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法律越细密，判决反而越不公正，越是以有涯之法律追无涯之犯罪，结果就越是“殆已”。王夫之对此有过一番议论，简直就是庄子无知论的翻版：“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读通鉴论》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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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庄子自己倒未必想到这么远，对他而言，保持无知首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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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庄子·杂篇·庚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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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学习的人，是在学他所不能学的；实行的人，是在行他所不能行的；辩论的人，是在辩他所不能辩的。知识的探索要止于不能知的地带，这就是认知的极致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损害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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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在知识分子当中很能得到共鸣，人寿有限，书却读不尽，这是很折磨人的事情。唐代史家刘知几贬斥《隋书》，套用庄子的语式说：“以有限之神识，观无涯之注记”，刘知几认为，若自古以来的书籍都写成《隋书》这样，写书的累，读书的也累，那么李斯的焚书，董卓的毁书，(5)虽然是坏事，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史通·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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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外篇·天道》的轮扁的故事，我在《老子哲学辨正》里讲过，轮扁认为书籍不过是“古人之糟魄”，这思想也算有些影响力，东汉仲长统以诗言志，豪情万丈地说：“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后汉书·仲长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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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似愤世嫉俗的念头居然有其普世意义，福楼拜最后的一部小说《布法与白居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布法与白居谢是两个誊写员，在得到一笔遗产之后放弃了本职工作，悉心钻研各行各业的知识（据说福楼拜为了塑造这两个人物，读了1500多本书），结果不但一事无成，尽搞出一些荒唐事来，而且社会仇视他们，宪兵追捕他们，医生则要把他们关进疯人院里。万念俱灰之下，布法与白居谢叫人重新打造了一张书桌，继续做他们的誊写员去了，这真是很形象地说明了何谓“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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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既不值得学，也不应该学。《庄子·外篇·秋水》讲河伯见了北海若，在相形见绌之下小心翼翼地向后者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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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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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向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庄子·外篇·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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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伯说：“我以天地为大，以毫末为小，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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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若说：“不可以。万物的量是没有穷尽的，时间是没有尽头的，得失是没有一定的，终始是没有不变的。所以有大智慧的人观乎古今上下，小的不算小，大的不算大，因为物量是没有穷尽的；洞察事物盈亏的道理，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因为得失是没有一定的；知道生死是自然的流转，所以不悦生，不恶死，因为终始是没有不变的。计算人所知道的，比不上他所不知道的；计算人生命的时间，比不上他没有生命的时间。以最微小的生命去穷尽至大无垠的知识，只能茫然而无所得。这样看来，又怎么知道毫末可以确定最小的尺度，又怎么知道天地可以穷尽最大的领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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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微小的生命去穷尽至大无垠的知识，只能茫然而无所得——不止无所得，还很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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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庄子·外篇·胠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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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统治者好知而无道，天下就会大乱。这个道理很容易推知：弓箭、鸟网之类的智巧多了，鸟的生活就被搅乱了；钩饵、竹篓之类的智巧多了，鱼的生活就被搅乱了；木栅、兽网之类的智巧多了，野兽的生活就被搅乱了；离坚白、合同异的智巧多了，世俗就会迷惑于这些智者的辩论。所以天下每每大乱，罪魁祸首就是好知。所以天下人都去追求自己所不知的，而不去追求自己所已知的；都去非难自己认为不好的，却不知道非难一下自己认为好的，所以社会才乱了。自然秩序被打乱了，连小虫子都丧失了天性，好知的灾害实在太大了！自从三代以后都是这样的，舍弃了淳朴的百姓，喜欢奸佞的小人，舍弃了恬淡无为，喜欢谆谆教导，这些刻意的教化已经扰乱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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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教诲为什么会扰乱天下呢？《庄子·杂篇·则阳》提供了另一个层面的参考：“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统治者太苛求于百姓，百姓智穷力竭，便只能以虚伪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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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此来否定求知，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况且弓箭、鸟网之类的东西不是人类针对鸟类来用的吗？或者就像拉封丹的寓言诗里那只被弓箭射伤的鸟忿忿地对人类所说的：“没有怜悯心的种族，你们也别嘲笑我们，你们的命运往往也和我们一样：伊阿珀托斯的子孙，你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总是把武器供给另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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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更贴合的例子，东汉宋均的事迹或可参考：宋均作九江太守的时候，郡内猛虎为患，人们设置了很多机关陷阱，但效果不大。宋均说：“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各的地盘，况且江淮有猛兽，就像北方有鸡豚一样。如今猛虎为患，罪在残酷的官吏，靠机关陷阱来抓老虎不是治本的办法，不如整顿吏治，推举贤良，把机关陷阱撤除，降低税负。”结果机关陷阱撤除了，老虎们反而渡过长江离开了这里。（《后汉书·宋均传》）这是典型的儒家式宣传，如果用朴素的理由来解释，大约是因为人们勤于捕虎，恰恰激发了老虎的凶性，也过于拉近了人和老虎的距离，倒不如躲着老虎，彼此反而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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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人顺着人性生活，虎顺着虎性生活，只要环境不太逼仄就好。用王夫之的话说，“虎不撄则不攫，不走则不追”（《读通鉴论》卷13）。王夫之的原意是说不要主动激反权臣，而“不撄”正是庄子的一贯主张，不撄老虎则老虎不伤人，不撄人心则社会安定太平，而知识恰恰就是撄人心的一大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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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把社会想象成一面湖水，越用力使之平静，它反而越不平静，若不扰动，它自然就会平静下来，这就是《淮南子·缪称》所发挥的老庄思想：“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勿挠勿撄，万物将自清。”这就意味着，无甚作为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丰功伟绩的政府反而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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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杂篇·徐无鬼》讲黄帝和一众贤明的手下迷了路，一名牧马的小童给他们指点了方向，继而黄帝向小童请教治国之道，小童说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像牧马的道理一样，只有一条，即“去其害马者而已矣”。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种很高明的见识，意味着政府应该是一种“消极政府”，听任社会自由发展，仅仅除弊去害而已，而不是一种“积极政府”，带领社会追求一些伟大的目标。于是，“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一个无边无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没有港口躲避，也没有海底抛锚，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平稳地漂浮。大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样式的资源化敌为友。”——这应该是奥克肖特被引述最多的一段话了，在他的眼里，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如果不是唯一职能的话）就是保障这只船不会沉没，至于船要驶向何方，这是完全不需要操心和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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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已经在当代西方政治学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其理论发展已经比庄子当时要丰富而严密得多了，传统的目的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少的人相信人类社会应当为了某个伟大的目标而共同奋斗。(6)但我们有一个问题必须要问庄子，即“害马者”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举一项具体的内容来说，包不包括文化知识呢？我们不应该撄人心、撄社会，但知识算不算一个撄人心、撄社会的罪犯呢？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看得这么极端，但这的确符合《庄子》的主旨，所以庄子的意见似乎显得有些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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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知识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干扰了大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即便在人类社会内部，这也会加速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动摇社会的稳定，这已是我们今天的常识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轻忽《庄子》的这段内容，因为它对统治者与老百姓之关系的类比非常耐人寻味：箭手和鸟儿，渔夫和鱼儿，猎户和野兽。也就是说，统治者好知，用高级的知识发明了盘剥百姓的利器，扰乱了百姓原本淳朴的生活，毁灭了他们原本纯良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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