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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知识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干扰了大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即便在人类社会内部，这也会加速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动摇社会的稳定，这已是我们今天的常识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轻忽《庄子》的这段内容，因为它对统治者与老百姓之关系的类比非常耐人寻味：箭手和鸟儿，渔夫和鱼儿，猎户和野兽。也就是说，统治者好知，用高级的知识发明了盘剥百姓的利器，扰乱了百姓原本淳朴的生活，毁灭了他们原本纯良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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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均恰好有一个为政的观点，可以和庄子这番话相发明：为吏之人只要宽厚些，纵然贪污放纵，也没什么大害，但如果是苛察之人，就算自身廉洁守法，但巧黠刻削，这才是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的祸根。（《后汉书·宋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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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向其根本追溯，我们便会看到一种悠久的政治智慧。春秋年间，郑国子产主政，铸刑法于鼎，叔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自己的失望，其中提到“国将亡，必多制”，也就是说，越是国家将亡的时候，越是法令滋彰。子产回信说：以我的才能，考虑不到子孙后代的长治久安，只能挽救目前罢了。（《左传·昭公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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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法制史的人一般都会推崇子产的做法，而把叔向当成反动的保守势力，但古人不都这么看，司马光就很欣赏“国将亡，必多制”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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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颇合黄老治术之旨，若用庄子的话说，没有了弓弩毕弋机变，钩饵罔罟罾笱，天下当然会太平多了。而那些繁文缛节的法令，难道不正是弓弩毕弋机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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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庄子甚而还在这里触及了一个相当后现代的问题，即知识到底是不是中性的，是不是价值无涉的？在我们的常识里，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但它本身仅仅是一件工具。如果你被这把剑刺伤了，你不会怨恨这把剑本身，而会去怨恨使用这把剑的剑客。（这恰好涉及庄子的另一个主张，即要人做剑而不是做剑客，这一点留待下文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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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知识必须经由人才能被体现出来，而既然是经由人的体现，就不可避免地带了人的立场。宋人掌握了制造神臂弓的知识，辽和西夏就会相当苦恼；事情如果反过来，辽人掌握了制造神臂弓的知识，大感苦恼的就该是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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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技术知识还是人文知识，一经降生，就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人的立场，打上了人的烙印。在庄子的时代里，秦国掌握了高级的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比起具体的技术知识来，这项人文知识才是它真正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的无上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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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会拉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掌握了高级知识的人会对那些没有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形成越来越强大的控制力量，此即培根的名言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在初民时代乃至其后，反抗暴政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王夫之评论历史上的弭盗政策，说我国的老百姓，对地方官小有不满就会称兵造反，打胜了就称帝称王，打败了就卑辞行贿以图封赏，无论胜败都有好处。南宋有民谚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而且反造得越大，招安时得的官爵便越高。（《读通鉴论》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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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显然不赞成温和的招抚政策，并道出了一种与我们常识相反的百姓面目。无论如何，当我们历时性地来看问题，知识确实是与造反难度成反比的，民众自发的反抗面对的将是高度组织化的官僚系统和拥有精良装备以及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军事组织，遑论强大的宣传手段会使百姓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被奴役与盘剥的状态，从而自觉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维护他们对自己的奴役与盘剥。只有庄子这样爱读书、爱思考，并且冷眼旁观的人才痛心地觉察到那些看上去是教人学好的知识也被权贵们当做钳制天下人心的优雅的刑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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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庄子看来，永远是最有权力的人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而无论何种知识（无论是教人好的还是教人坏的）到了他们手里，都无一例外地变成同一种东西，即维护自身权力的工具。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下去：如果权力结构不变，那么知识越发达，对老百姓就越是不利。与其如此，不如弃知，于是就有了《庄子》最有名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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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庄子·外篇·胠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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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只要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消失。借重圣人本是为了治理天下，却反而是大盗得益最多。制造斗斛来量，却连斗斛也窃取了；制造权衡来称，却连权衡也窃取了；制造印章来取信，却连印章也窃取了；推行仁义来矫正社会，却连仁义也窃取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仁义存于诸侯之门，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圣知吗？所以那些追随大盗与诸侯并窃取了斗斛、权衡、印章与仁义的人，重赏无法劝阻他们，重刑无法威慑他们。使大盗获利而不可禁止，这都是圣人的过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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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思想在春秋时代早有萌芽，《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鲁国多盗，季孙敦促臧武仲严加捕治，臧武仲却历数季孙所作所为，大发议论说：“你身为国家正卿，却以礼遇招引国外的盗贼，如今命我捕盗，我如何做得到呢？庶其从邾国盗来城邑投奔我国，你把姬氏给他为妻子，给他城邑居住，连随从都有赏赐。对于大盗，你给他城邑和国君的姑妈；对于次一等的盗贼，你给他们奴隶和车马；对于再次一等的盗贼，你给他们衣裳剑带。你自己一面赏赐盗贼，一面忧虑境内多盗，我又能怎么做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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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窃取了齐国政权的田氏，(8)庶其这样的大盗也算小巫见大巫了。这实在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譬如在与庄子同属轴心时代的柏拉图的记载里，古希腊的诡辩派哲人色拉叙马霍斯在诘难苏格拉底何谓正义时高谈阔论道：“最不正义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吃亏苦恼的人。极端的不正义就是大窃国者的暴政，把别人的东西，不论是神圣的还是普通人的，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平常人犯了错误，查出来以后，不但要受罚，而且名誉扫地，被人家认为大逆不道，当作强盗、拐子、诈骗犯、扒手。但是那些不仅掠夺人民的钱财，而且剥夺人民的身体和自由的人，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受他们统治的人是这么说，所有听到他们干那些不正义勾当的人也是这么说。”或许可谓遗憾的是，在这段记载里，色拉叙马霍斯是作为苏格拉底的标靶出现的，其下场如何不问可知。但他道出的不仅是一己之私见，从其他出场人物的发言来看，这就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共识。（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世界何处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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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病症如此醒目，但原委何在，又如何对症下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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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看到了礼崩乐坏，想要恢复周人传统中约束着世道人心的礼制，庄子却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正是“盗悲老氏折横斗，马谢庄生脱辔衔”（袁宏道《放言效白》），《庄子·外篇·在宥》讲治理天下的关键就在于“无撄人心”，即不要扰乱人心。当初黄帝用仁义扰乱人心，此后每况愈下，贤者隐居于山林，君主忧惧于庙堂。当今之世，刑狱连绵，死人遍地，儒家和墨家居然还在枷锁之间鼓吹自己的学说，实在太无耻了。我怎么知道圣智不是镣铐的楔木，仁义不是枷锁的孔枘呢？我怎么知道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不是夏桀、盗跖这样的大盗的先导呢？所以说“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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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时的善预见将来的恶，这是一种非凡的洞察力，就像拉辛的诗剧《勃里塔尼古斯》里，罗马太后阿格里比娜对儿子尼禄继位三年来的励精图治一点都不信任：“暴虐的君王总是以善政先行，卡伊乌斯也一度使罗马百姓相庆。”庄子和阿格里比娜的这份洞见，直到今天仍是许多人毫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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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这一点上颇费笔墨，《胠箧》和《盗跖》也都是讲这个道理的，庄子也意识到知识是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只是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所以知识也相应地跟着善人为善的少，跟着恶人为恶的多。既然善人少而恶人多的局面改变不了，绝圣弃智应该就是退而求其次的良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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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般人都会质疑庄子的前提：凭什么说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呢？但在古人而言，这的确是许多时代的共识。对于潜心于老庄义理的人，既然“天地不仁”，生养万物而不存偏私，为什么会造成善人少而恶人多的局面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晋人殷浩曾经这么问过，问得满座哑口无言，只有刘惔答道：“好比水倾泻在地上，自然纵横流漫，很难形成正方或正圆。”举座叹服，以为至理名言。（《世说新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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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前提，那么粗浅地看，理想的应对之道应当是鼓励善人学知识，禁止恶人学知识。王夫之曾经把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做过这方面的理解，认为这就近乎于俗语所谓“妇人识字则诲淫，俗子通文则健讼”。汉武帝为太子开设博望苑，使太子根据自己的喜好结交宾客，结果是太子兴兵造反；唐高祖开设天策府以选文士，结果有玄武门之变。可见读书对君子是修身养性、尽忠纳孝之本，对小人却是启发小聪明而促其悖逆。夏、商、周三代的王者难道是吝惜仁义礼乐的知识吗，但他们内不教之于宫闱，外不教之于姻党。对于治国之道，一般人只晓得兵权不可旁落，却不晓得文教也不可下移。（《读通鉴论》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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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这番话在考据上未必确实，但充分表达了知识要择人而授的观点。只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择人而授仅在字面上是容易的，倒不如庄子来得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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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庄子合拍，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汉人与匈奴的和亲，王夫之认为，夷狄天生勇悍有余而智巧不足，汉人则相反，和亲风气一开，汉人女子嫁到夷狄的越来越多，生下来的孩子兼具乃父之勇悍与乃母之智巧，所以像刘渊、石勒、高欢这些人其狡狯甚至凌驾于曹操、司马懿之上，汉人的礼节被他们当做了粉饰奸邪的工具。（《读通鉴论》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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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这些意见很能和庄子投缘，何况他讲的不是寓言，而是一些相当严酷的现实问题。但是，反面的极端也有真实的例子：金世宗大力推行汉文化，打造金国盛世，自己也捞了一顶极珍贵的“小尧舜”的帽子。（《金史·世宗本纪》）孰是孰非，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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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当然还看不到这么多的“历史”，所以想法比较单纯一些。在他眼里，文明就是罪恶之渊薮，顺理成章的是，高薪养廉是没用的，严刑峻法也是没用的，或许是因为做大盗利益太丰而风险太小吧。于是庄子追随老子提出了自家的解决方案：把那些斗斛、权衡、印章一并废弃，乃至于绝圣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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