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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第七章 《庄子》关键词之五：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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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子哲学辨正》里提到，《老子》最核心的概念既不是道，也不是德，而是因循无为。一个玄而又玄的“道”，其意义是为了实而又实的“因循无为”张目。而《庄子》最“切实”的概念，我以为既不是逍遥游，也不是齐物论，而是“不得已”，那种种玄而又玄、大而无当的概念也都在为了“不得已”这个具体的、迫在眉睫的人生观与政治观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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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人间世》讲了一个乱世求存的故事，说颜榖受聘去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出发之前他去找蘧伯玉请教：“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凶残成性，如果由着他，就会危害国家，如果规劝他，就会危及自身。他的聪明足以抓住别人的过错，却看不到自己的毛病。像这种情况，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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蘧伯玉说：“你千万小心，首先要让自己站稳，表面上不妨亲近一些，心里存着诱导之意。但这样也有危险，亲近他但不要太过分，诱导他但不要太显扬。他如果像孩子一样，你就也像孩子一样；他如果不着边际，你也跟着他不着边际；他如果吊儿郎当，你也跟着他吊儿郎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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蘧伯玉接下来举了三个例子，一是说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不足为训；二是说饲养老虎有技巧，既不能喂活物，也不能喂完整的动物，这是怕激起老虎扑杀的天性；三是说有一个爱马之人看见马屁股上落了蚊子，伸手去拍，却把马惊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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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话素来有所谓伴君如伴虎，庄子觉得如果你不得不去伺候老虎，就得顺着老虎的性子。当然，这倒不是教人为虎作伥，但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蘧伯玉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对如何劝谏卫灵公太子只是轻描淡写而过，几乎全部的重心都集中在教颜榖如何保命全身。如果卫灵公太子真的要做出什么严重危害国家的事情，而颜榖不太显扬的诱导又发生不了效力的话，这该如何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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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离开战国背景，把《庄子》拿到近现代的历史情境里来看，这问题就显得严峻多了。日军侵华，我们到底应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呢，还是忍辱偷生，曲线救国？大东亚共荣圈和中国独立自主的矛盾是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呢？八年抗战，死者以千万计，如果取银河系的视野，这是不是一场无谓的蜗角之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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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施蛰存应《大晚报》之邀为青年人开列书目，推荐了《庄子》和《文选》，遭到了鲁迅连篇累牍的抨击，还被扣了一顶“洋场恶少”的帽子，一直戴到“反右”和“文革”。今天回顾这场轰动一时的笔战，施蛰存之推荐立足于文学，(2)鲁迅之批判立足于思想。鲁迅向来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愿让青年人去读《庄子》自有其特殊时代的特殊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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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存在国家、民族的问题，只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世，《庄子》的话还是会被很多人喜欢的。《庄子·杂篇·庚桑楚》讲了一则和颜榖受聘近似的故事，也非常的耐人寻味。故事是说老聃有个弟子，叫做庚桑楚，虽然未臻化境，但道行也算很深了。南荣趎向他讨教，庚桑楚说：“保全你的形体，护养你的性命，如是者三年，应该就差不多了。”但南荣趎不得要领，庚桑楚也没办法，承认自己教不了他，推荐他到南方去找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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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荣趎走了七天七夜，终于见到了老聃，把一直困惑自己的问题在老聃面前摆了出来。这些问题，是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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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荣趎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愿因楚而问之。”（《庄子·杂篇·庚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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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荣趎问的是：如果我装傻，人家就会觉得我真傻；如果我聪明起来，那就会危及自身。如果我不仁，就会伤害别人；如果我行仁，就会伤害自己。如果我不义，就会伤害别人；如果我行义，就会伤害自己。我怎么才能避免这些情况呢？这三点都是我很忧虑的，希望您老看在庚桑楚的面子上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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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荣趎的问题实在太有现实意义了。一个良知未泯的人在乱世之中应当如何求存，如何在良知和利益的钢丝上保持平衡，这确实很不容易。当然，所谓不容易也是因人而异的，孟子就不觉得这是个难题，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就是这么简单。但在庄子眼里，正如前文讲的，熊掌并不比鱼值钱，仁义也不是什么褒义词，何况战国乱世，哪里去找什么真正的仁义呢？虽然视生如寄，视死如归，并不把个人生死放在心上，但比之死的熊掌，还是活鱼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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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做是我们身处乱世，有一种行为准则应该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即装傻充愣、和光同尘、委曲求全、不做出头鸟，只要小心“和光同尘”不要流于“同流合污”就好。这种道德即便在儒家看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孔子就称赞过宁武子，说他“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国家有道就尽情展现聪明才智，国家无道就装傻充愣，这是一种中国人很擅长的韬光养晦的本领。孔子觉得宁武子的聪明还好学，装傻这一套就不那么好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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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孔子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杀身成仁成了中国传统的一句经典古训；他还说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做人应当以正直立身，只有那些不正直的人才靠侥幸和逃避来求活路。那么装傻到底可不可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可有一个什么限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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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看孔子的另一句名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如果国家有道，说话和做事都要正直；如果国家无道，行为仍要正直，但说话必须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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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被儒家后学发展起来，就是一个经与权的关系问题，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一定是有限度的，否则的话，也就无所谓原则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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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荣趎的问题，其难点就在于如何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以及灵活性的限度究竟何在。时逢乱世，夹尾巴、装孙子，这都不妨一做，最难的是当你夹尾巴、装孙子的时候必定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当你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让自己委曲求全的办法时，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只能二选一，要么违背良知，伤害别人，要么遵循良知，伤害自己，你会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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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甚至比这更加复杂，就算你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肯伤害无辜的人（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你坚守良知的结果是连累自己的亲朋好友一道遇害，你还能坚持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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