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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木匠说：“有什么可看的，那只是没用的散木罢了，做船容易沉，做棺材容易烂，做器具容易折毁，做门户会流污水，做房梁会被虫蛀。这是不材之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才能活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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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石木匠回了家，梦见那株栎树来找他说话：“你是拿什么东西来给我做标准呢？看看那些有用的果树，被人摘了果子，折了枝子，活不到自然的寿命而中道夭折，这就是受了才能的牵累呀。万物莫不如此，我追求无用已经很久了，其间险些被砍死，到现在总算保全了自己，这才是我的大用。假使我有用，能活这么久、长这么大么？况且你我都是万物之一，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呢？你这个将死的散人，怎么懂得我这个散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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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木匠醒了之后，把这个梦讲给了徒弟。徒弟问道：“它既然追求无用，为什么还要做社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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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木匠说：“你别说了，假使它不做社树，不就很容易遭到砍伐之害了吗？它的全身之道与众不同，不能以常理揣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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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当是本于《逍遥游》，后者在结尾处接连强调无用之大用，先是惠子暗讽庄子，说魏王送了自己一种大葫芦的种子，养成之后，葫芦有五石之大，但其坚不足以舀水，其大没办法做瓢，最后只好把它打碎了。但庄子以一则故事作为回击，说有个宋国人善于调制一种护手的药物，家里世世代代都用这种药物护手来漂洗丝絮。有个客人愿意出百金来买这个药方，这人便聚集全家来商议说：“我家世世代代漂洗丝絮，获利微薄，这个药方既然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当然要卖掉了！”客人买到药方之后就去游说吴王，吴王派他带兵在冬天和越国水战。护手药方这时候派了大用，吴国大败越国，吴王划地以赏。同一个药方，有人只能用来漂洗丝絮，有人却能靠它裂土而封。你惠子既然有了这么大的葫芦，为什么不把它做成腰舟而浮游江湖呢？你只是嫌它大而无用，你的心是被茅草堵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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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又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叫做樗，树干生了很多木瘤，树枝弯弯曲曲的，什么都做不了。这棵树长在路边，木匠路过的时候甚至都不看它一眼。你的言论就像这棵树一样，大而无用呀，所以人家不听你的。”庄子答道：“你看那猫儿和黄鼠狼，东蹿西跳的，往往踏中机关，死于罗网；你再看那犛牛，身体像云彩那么大，但是捉不了老鼠。你既然有了这么一棵大树，为什么愁它没用呢？为什么不把它种在无何有之乡，种在广袤的原野上，悠然地在树下徘徊休憩。这棵树不会被人砍掉，没有什么东西会来侵害它。无所可用，也就没有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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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如此地切中人心，以至于“樗隐”成为了后世知识分子们相当热衷的一个创作主题。我们从《逍遥游》来看，庄子对无用之用的见解偏重于无用之大用，而不像嗣后的篇章里强调以无用来全身保命，这也许是因为庄子自己的思想有了发展和变化吧。在《人间世》里，匠石之齐的故事之后，接下来的一个故事仍然和树有关，是说南伯子綦到商丘游玩，看到一株超级大树，可以供千乘车马乘凉。南伯子綦抬头看看它的枝条，只见弯弯曲曲的没法砍下来做房梁和柱子；低头看看它的树干，只见木纹散乱没法打成棺椁；舔一下树叶，舌头就像被蜇了一样；闻一下味道，就会一连三天大醉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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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伯子綦感叹说：“这是不材之木呀，所以才能长得这么大，神人也是这样显示自己的不材呀。宋国有个地方，很适宜生长楸、柏和桑树。一两握粗的，就被需要木桩人砍去；三四围粗的，就被盖房子的人砍去；七八围粗的，就被富贵人家砍去做棺椁，所以无法尽享天年，这就是有用之材的不幸呀。所以古代的祭祀，凡是白额的牛、鼻孔上翻的猪以及生了痔疮的人都不能用来祭献河神，巫师认为这都是不吉祥的。但是，这正是神人以为最吉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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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接下来就讲到不材之人的典范了：有一个叫做支离疏的人，畸形到了传奇的程度，脸埋在肚脐底下，肩膀高过头顶，颈后的发髻朝天，大腿和肋骨并排。支离疏替人家缝洗衣服，也足够糊口的，替人家簸米筛糠，收入足够养活十口人。征兵的时候，支离疏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抓差的时候，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免除劳役；可等政府发放粮食救济贫病的时候，他能领到三钟米和十捆柴。看来“支离其形”的人都可以尽享天年，更何况“支离其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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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称得上悲剧的是，当苛政猛于虎的时候，总有人不惜自残来逃避赋税、徭役，主动变成支离疏的样子。譬如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谈到当时的百姓“残形剪发，以要复除”，可见其负担已经到了何等不可忍受的地步。（《晋书·范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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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这样的历史图卷，《人间世》着力塑造支离疏的形象，与其说是豁达，不如说是反讽。文章接下来就是楚狂接舆的那首凤兮之歌了，表明这是一个何等险恶的社会。圣人不是不想成就功业，但那得等天下有道的时候才行，在如今这个无道的天下，能保住小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于是在《人间世》的结尾，庄子非常悲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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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内篇·人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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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木、膏火、桂树、漆树，都是因为有用而自招砍伐与煎熬。人们都知道有用之用，而不知道无用之用呀。《庄子·杂篇·徐无鬼》说羊肉不爱蚂蚁，但蚂蚁爱羊肉，因为蚂蚁喜欢羊肉的膻味。舜就像有膻味的羊肉一样，百姓喜欢他就像蚂蚁喜欢羊肉一样，所以追随者越来越多，以至于被尧选拔出来治理天下，辛辛苦苦一辈子而不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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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道理普通人很难理解，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卸任官员感叹“门前冷落车马稀”，没人来求自己办事了，这才是最令人失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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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庄子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庄子·杂篇·列御寇》细化了有用之累的思想，说导致穷困的有八种原因，保持通达的有三种策略：模样漂亮，胡须漂亮，个子高挑，体形大，身板壮，气质佳，勇武，果敢，这八项如果都超过常人，就会因备受役使而导致穷困；随顺自然，顺应人意，濡弱谦下，做到这三点就可以通达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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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很有才干，所以很辛苦，但他到底是苦不堪言还是乐在其中，这就不是庄子所能揣度的了。在较近的儒家典范里，周公就是个“多材多艺”的人（《尚书·金縢》），他如果随顺自然，顺应人意，濡弱谦下，也许历史就是另外一个面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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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和周公毕竟都是统治者，而在普通人当中，孔子讲仲弓的话正可以作为反例：“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耕牛生下了一个出众的小牛犊，皮毛是红色的，角是端正的，就算负责祭祀的人不肯用它来做牺牲，山川难道会弃而不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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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庄子那些话完全和孔子反着，我们看到他那些极度消沉的议论，有理由率先想到他的乱世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可以说是周代的一部末世哀歌，所谓无用之用，在人生观的意义上只是无用于世而有用于己罢了。等时代或人物有些朝气的时候，观念自然不同，明初凌云翰赋诗题画，有一首“长松落落千丈，大厦渠渠万间。应笑樗材臃肿，等闲空老深山”，对那棵以无用为大用的樗树就不大看得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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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难怪，在儒家的观念里，藏无用之学是为了等待有用之世。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孔子的后人孔鲋私藏了不少儒家典籍，朋友陈余很担心他，但孔鲋很淡然：“我搞的只是无用之学，理解我的就是我的朋友。秦始皇不是我的朋友，我担心什么！”孔鲋的话虽然不大容易理解，但这份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还是很令人佩服的，王夫之称赞他能够以无用之学开阔胸怀以游于乱世，不愧是圣人的门徒。（《读通鉴论》卷1）就是这位孔鲋，在57岁那年做了陈胜的博士，总算等到了让无用之学翻身为有用之学的小小机会。（《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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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大约不会赞同孔鲋的做法，不过，即便我们仅从乱世全生的角度来想，无用之用就真的管用吗？支离疏是不是被庄子描述得过于理想化了，以他那副样子，哪就那么好找工作？政府的救济粮能够不被盘剥地如数落到他的手里，这哪还是什么乱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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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自己，或者庄子的后学，随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庄子·外篇·山木》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故事，仍然和树有关：庄子走在山里，看见一株很大的树，但伐木的人不去砍它。庄子很好奇，一问才知道这是一株没用的树。等庄子从山里回来，到朋友家做客，朋友叫家僮去杀一只鹅，家僮问道：“一只鹅会叫，一只鹅不会叫，杀哪只呢？”鹅会叫，有看家狗的作用，于是这位朋友说：“杀那只不会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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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学生来问庄子：“昨天的事情真让人困惑呀，那棵大树因为不材而得享天年，鹅却因为不材而被杀，我们为人处世应该学哪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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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答道：“我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但是，即便在材与不材之间也不能完全免于祸患，还是顺应自然最好，不执著于某个具体的态度，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现则现，当隐则隐，神农和黄帝就是这么做的。不可偏执一方，凡事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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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E. Allinson略嫌夸张地以专章分析过这个故事，说那只没叫的鹅违背了鸣叫的天性，而那只会叫的鹅并不是为了使自己“有用”而叫，而是出自天性地鸣叫，这才是无为而自然。（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Chapters，p.170）尽管正如Allinson自己所担心过的，这确实是一种过度的诠释，何况那只没叫的鹅本来就是哑的，但“顺任自然”的结论却是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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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材与不材之间”，《淮南子·人间》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一个叫秦牛缺的人遇到一伙强盗，被洗劫一空。强盗们很有好奇心，抢完东西以后又转了回来，想看看失主怎么样了。结果他们发现秦牛缺不但没有一点害怕和沮丧的样子，反而欢天喜地的。强盗们更按捺不住好奇心了，上前要问个究竟。秦牛缺说：“车马是供人乘坐和装载的，衣服是用来蔽体的，没了也就没了，圣人不会为了这些养身之物而损害自己的身心。”强盗们很感慨，彼此议论说：“这个人懂得不为外物伤害心性，不为利益劳苦身体，这是圣人呀。如果他拿这套说辞觐见国君，一定会被国君重用的，那时候他就该来找我们的麻烦了。”于是，这些本来只劫财不害命的强盗终于杀死了秦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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