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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果讥慎到之学为土块之道、死人之理,那么市南宜僚的虚舟之论、师金的桔槔之喻,与此到底又有什么不同呢?——东晋僧意有一次和王苟子谈论玄理,僧意问道:“圣人有感情吗?”王苟子答道:“没有。”僧意问:“圣人像柱子一样吗?”王苟子答道:“应该说圣人就像筹码,虽然没有感情,但运用他的人是有感情的。”僧意追问道:“谁是运用圣人的人呢?”王苟子无言以对,只好走了。(《世说新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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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意和王苟子的这番问答不但是魏晋清谈的一大主题,也是唐代禅宗、宋代理学的重要课题,其源头皆在《庄子》。王苟子把庄子的话理解死了,结果流于慎到的“死人之理”,不如王弼所谓圣人“有情而无累”,或如程颢所谓“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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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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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承市南宜僚的故事之后,太公任往吊孔子的故事更显出庄子务实的一面: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一连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太公任去慰问他,说:“你快饿死了吧?”孔子称是,太公任又问:“你不想死吧?”孔子再次称是,太公任便教了孔子一个不死之道:“东海有一种鸟,叫做意怠。意怠飞得很慢,好像没有气力的样子,飞行之时成群结队,栖止之时夹在众鸟之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吃饭一定吃别的鸟剩下的,所以它在行列里不受排斥,外人也伤不到它。‘直树先伐,甘井先竭’,你就是这么给自己招灾惹祸的。……”孔子听了劝,于是辞别了朋友,离开了学生,跑到旷野里去,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野果,走进兽群而野兽不惊,走进鸟群而鸟儿不飞。鸟兽都不嫌恶他,何况人呢?(《庄子·外篇·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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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任所谓的“不死之道”其实是“不横死之道”,不惊鸟兽的说法则会让人想起《庄子·外篇·马蹄》所谓的至德之世:人民纯真质朴,与鸟兽同群,“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这个至德之世有可能真实存在,《淮南子·说林》就说西方有个倮国,鸟兽全不避人,因为人的习性和鸟兽一样。但是这个意境放在至德之世和倮国里虽然令人向往,经太公任对孔子一说却显得有几分窝囊。毕竟已经是文明社会了,不要说孔子,我们看看身边那些热心学习庄子的人,能学到这般田地的人肯定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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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意怠这个榜样,实在不像大丈夫所为,那些有头脑、有气节的人自然不会看得上它。“枪打出头鸟”当然在理,王夫之对历史做过一点统计,说陈胜、吴广败死而后秦朝灭亡,刘崇、翟义、刘快败死而后王莽灭亡,徐寿辉、韩山童败死而后元朝灭亡,可见犯天下之险而率先举事的人没有不自己先送命的。——这似乎支持了意怠主义,但王夫之接着评论说:在这些举事者当中,陈胜、吴广、杨玄感等人都不是甘心犯难以死而唤醒天下,只是怀着侥幸之心罢了,但刘崇、翟义和刘快不同,他们是不忍于国难,这才奋不顾身地和王莽战斗的。尤其是翟义,可以逃生却甘愿赴死,堪称烈士,虽然智力比不上张良,但勇气数倍过之。(《读通鉴论》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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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所在,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相比之下,意怠主义自然显得灰溜溜的,况且意怠主义就真够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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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不一定安全。所谓吃饭一定吃别的鸟剩下的,这话隐含的前提是:食物是充足的,大家吃完之后还会剩下我的一份,而事实是在许多时候都不是这样。谚语有“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告诫人们晚起的鸟儿会饿肚子。在一切零和博弈的情况下,落后于人就意味着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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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王夫之把翟义和张良相比,张良似乎就是个擅长保命全身的相当意怠的人。司马光评价张良,说他深得明哲保身之道,但王夫之不这么看,说张良为刘邦做事,坦承自己的志向就是为韩国复仇,讲得光明磊落,不怕刘邦猜忌。他当真是个忠臣孝子,把功名利禄视为浮云。刘邦也看出他心地纯洁,所以主动请他教育太子,并没有因为他“不够忠心”而起加害之念。再说,张良就算不幸遭到了猜忌,也不会口是心非地保全自己,坦然赴死也就是了。可我们再看看谢灵运,心中不忘故主,却隐而不发,曲意逢迎,以此为避害全生之计,反落得身死名辱。他自诩“本是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谁信他呢?(《读通鉴论》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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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和谢灵运的问题,就是一个“要结果还是要原则”的问题。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是以原则为圭臬的,如王夫之所谓“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自靖以听天,而不假枉寻以直尺”,这与“孔子”对叶公子高的建议异曲同工。所以在王夫之看来,像杨涟、左光斗这样的忠臣义士为了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走宦官王安的门路,这就是没处理好儒家的经权关系。(《读通鉴论》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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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么做呢?比如我的原则就是不说假话,那我就照实把这个原则实践下去,不管奸臣会不会因此而陷害我,不管皇帝会不会因此而杀掉我;意怠主义却是以结果为圭臬的,原则也好,方法也罢,都是为一个最终结果服务的。如果意怠主义升级,那就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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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越乱,混得好的越往往是后一种人,这就是社会机制对人群的自然淘汰。如果淘汰经常意味着死亡的话,那么,根据上文提到过的托马斯·鲍查德等人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一些值得我们尊重的性格也许就会随着基因一起日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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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讲原则往往意味着不讲生活,意怠主义又常会流于寡廉鲜耻,到底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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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极端也许都不太好,最好折中一下。所以人们读《庄子》时总有一些矛盾心态,比如袁中道,“公安三袁”的老三,亲人亡故时慨叹“未病先储药,生平解老庄”,写信教育儿子则说大丈夫如果不能名扬天下,洗荡乾坤,就该居于高山之顶,目视云汉,手扪星辰,“必不随群逐队,自取羞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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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怠不就是随群逐队,自取羞耻吗?所以袁中道这种人可以搞文学,却混不了仕途。在仕途上学到意怠这份谨小慎微的人绝对不在少数,比如有人写过这样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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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途日纷错,应变良独劳。有政如茧丝,有法如牛毛。矧惟跬步间,出入亦异遭。向非定静功,多言竟呶呶。君子慎存省,一敬中自操。物情讵我夺,帝鉴焉能逃。执虚手恒盈,踏险脚益牢。静观纪昌射,动鼓庖丁刀。言小足喻大,行卑乃登髙。圣途可方轨,有毂谁当膏。(《主一斋为徐都宪公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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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善用《庄子》的典故词句,但我们很难从中读出什么美感,只感觉到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这首诗的作者是明代的文学大家李东阳,在文学的声名之外,他更是官场上一棵著名的常青树。反讽的是,这样的人才是广大凡夫俗子最为艳羡的庄学代言人。所以意怠和得道之后的孔子其实代表着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李东阳选了前者,故事中的孔子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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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才是庄子最为推许的境界,但在俗人看来,修道之人把日子活到这种状态,实在不值得羡慕。庄子大约知道这种俗人心态,所以反复强调过,这不是高人窝囊,而是命运不济。《庄子·外篇·山木》讲庄子破衣烂衫去见魏王,魏王不理解,庄子说:“士有道德而不能推行,这叫做惫;破衣烂衫,这叫做贫。我这是贫,而不是惫,只是因为没活在好年月罢了。猿猴在山林里攀援,自得其乐,就连神箭手也奈何它们不得,但它们要是落在了荆棘地里,就不得不小心谨慎,战战兢兢。我就生活在昏君和奸相的时代,想不惫也不行呀,比干被剖心不就是明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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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不得不过着既贫且惫的日子,这不怪道术不好,怪只怪时运不济,不得不以全身保命为上,而意怠的生存方式也就有其特定的价值了。如果有人忽略了这个特定的情境而奉意怠为圭臬,也就正应了庄子所讽刺的“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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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意怠,孙叔敖算是一个更符合庄子一贯宗旨的榜样,而且颇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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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吾始也疑子,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子之用心独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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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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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充满天地,既以与人,己愈有。(《庄子·外篇·田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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