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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肩吾问孙叔敖说:“你三次做令尹而不感到荣耀,三次罢官也没有忧色。一开始我还不信,现在看你眉宇之间怡然自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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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叔敖说:“我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觉得官职之来是我不能推却的,官职之去是我不能阻止的,既然得与失都不关我的事,我为什么要有忧色呢。不知道贵与贱是在令尹这个官职呢,还是在我自己呢?如果是在令尹这个官职,那就和我无关;如果是在我本身,那就和令尹这个官职无关。我正怡怡然踌躇四顾,哪在乎世人心中的贵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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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听说之后很是感慨,说道:“古之真人,智者没法游说他,美人没法勾引他,强盗没法打劫他,伏羲、黄帝没法和他交朋友。连死生这么大的事都不能影响到他,何况区区爵禄呢?像这样的人,他的‘神’充满天地,穿越大山而不受阻碍,踏入深渊而不被淹没,处在卑微的境地而不倦怠,给别人的越多,自己反而得到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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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他的理想人格:“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我们不妨以之参照孟子的理想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虽然这两者看上去如出一辙,其根基却完全相反,前者是“虚舟”的心态,主观性已经降到最低,后者则充斥着浓烈的主观色彩。换句话说,前者以方法论为原则,“虚舟”也好,“至人用心若镜”也好,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东西,本身没有任何价值立场;后者则是以价值立场为原则,首先确立了自我的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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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比较接受孟子的方式,比如我们评价岳飞和秦桧,很容易找到道德标杆,但评价孙叔敖呢,我们就很难说他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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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来看,孙叔敖这个榜样正是历代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最想学的,只不过太多的人都不是想学这份淡泊本身,而是想靠这种淡定的心态在官场上坐得更稳、爬得更高。就像我们今天的常识,所谓平常心往往只是一种途径,而不是目的,修炼平常心是为了让自己不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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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叔敖的故事不能尽以寓言视之,《史记·循吏列传》也记载过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不喜不忧的理由和《庄子》不同,是说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似乎是一个自信心爆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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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庄子看来,孙叔敖做官与罢官都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这都是“命”,该来的拦不住,该去的留不住,是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纵然几次大起大落,情绪一点不受影响,近乎古之真人的境界,值得效法。所谓“祸福生于得失,人灾由于爱恶”(《庄子》佚文),如果没有了得失之心、爱恶之情,也就没有祸福与人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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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官而不喜,失官而不忧,因为看破了得失由命不由人。这时候可不能讲什么“齐物”了,一定要分清什么我,什么是物。——《庄子·杂篇·让王》讲了列子的一则故事,说列子不得志,一脸菜色,有人向郑国宰相子阳说:“列子是个高人,在你们郑国却困窘不堪,难道你不重视人才么?”子阳接受意见,派人给列子家送粮食,列子却推辞不受。列子的妻子很不高兴,列子向她解释说:“宰相并不是因为了解我才送我粮食的。他今天能因为别人的话而送我粮食,明天就也能因为别人的话而加罪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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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这则寓言后来当真见诸史实,甚至发生在明君、贤臣之间:汉文帝就是以一人之誉而召见季布,又以一人之毁而遣返季布,搞得季布非常郁闷。(《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孟子也遇到过这种事情,鲁平公准备去见孟子,车都备好了,却被宠臣臧仓的两句话劝了回去。但孟子不认为这事是被臧仓搞坏的,不遇鲁侯,这是天意。(《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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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天意还是人为,总之都由不得自己。但今天随便一个做销售的人肯定都会不以为然,觉得季布和孟子都缺少百折不挠的精神,放弃得太轻易了。若以庄子的标准看,要假外求的东西都不可靠,就算季布真的进了中央,位列三公,就算孟子真的被鲁平公委以重任,不知道哪天他们还会失去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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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波诡云谲,只有内求才会令人踏实。这境界很像子贡遇到的那位汉阴丈人,孔子赞许他说:“这种人做事只看合不合自己的心意,对全世界的毁誉都无所谓。如果毁誉对于一个人既无损,也无益,这样的人就是全德之人。”(《庄子·外篇·天地》)但是,《逍遥游》评价宋荣子,说就算全世界都夸他,他也不会更加勉力,就算全世界都非议他,他也不会感到一丝沮丧。——这似乎和孙叔敖、汉阴丈人达到了同样的层次,但《逍遥游》说他“犹有未树也”,还没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个小小的矛盾如何解释,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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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杂篇·庚桑楚》也讲到这个境界,说超然于人我之分也就达到了天人之境,所以受到尊敬也不会高兴,受到侮辱也不会生气。这种人也会发怒,只不过不是有心的发怒,所以算不上真正的发怒,这就是出于无为的有为,不是真正的有为,恰当的有为是出于不得已的,“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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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庄子·外篇·天地》所谓的“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不是不为,而是合乎自然地为,并非基于主观意愿地为。毕竟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什么话都不说,所以道家讲无为和无言都相应地有无为之为和无言之言,譬如《庄子·外篇·天地》说“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淮南子·原道》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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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得道高人并不真的像槁木和死灰一样任你怎么欺负他都无动于衷,他也会高兴,也会生气,不过他的喜怒并非出于有心,而是出于“不得已”,大约就像一块槁木,你用力敲它,它跳起来砸了你的额头,但你只会怨自己而不会怨它;或者像一堆死灰,你用力吹它,它飞起来迷了你的眼,你也只会怨自己而不会怨它,因为它是“虚己”的,一切反应都是在“虚己”状态下的“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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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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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己”之心很像一面镜子,是的,可以说孙叔敖的内心就像一面镜子,如果有什么东西经过,它就如实地映照出来;经过了之后,也不留一丝痕迹。镜子,这是庄子非常推许的心灵境界,只是今天我们一说起镜子哲学,一般都认为是禅宗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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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早在禅宗之前,《四十二章经》就讲过“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搅之,众人共临,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水被搅乱了,就不能如实地映照世界;心被搅乱了,就不能真切地体认大道,所以才要“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语),这与庄子所谓“人之去秽累,若镜之见磨饰”(《庄子》佚文)如出一辙,而在庄子的视野里,镜子之心综合了他自己许多的重要概念,譬如虚己、游世、无知、齐物、不得已,是至人才有的境界,如《应帝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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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内篇·应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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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不求名,不用智,不求知,不役于事,随顺于无穷之道,逍遥于无我之境,虚己而无所得。至人的心就像镜子,对外界事物不迎不送,自然地反映而无所滞留,所以能够胜物而不为物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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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德充符》讲鲁国有个断脚的人叫做王骀,立不施教,坐不议论,但他的学生竟然和孔子的一样多。常季很不理解,去找孔子请教,孔子便做了一个止水不波的比喻:人们不会在流动的水面上去照自己的样子,而是在静止的水面去照,只有静止的东西才能使别的东西静止(唯止能止众止),达到这种境界的人自然能够吸引别人来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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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唯止能止众止”,和道家的许多道理一样,来自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观察和类比。(7)后来《淮南子·说山》再做解释,说雨飘在空中的时候并不能打湿物体,只有等触及物体而停止运动的时候才能把物体打湿;箭在射出去的过程中并不能穿透物体,只有等它射中目标而停止下来的时候才能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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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理在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不过对古人来说可谓相当深刻的思考了。《庄子·外篇·天道》也发挥了静水之喻,说圣人之所以心静,是因为万物都不足以扰乱他的内心。水静则明,明则可以清晰地映照须眉;水静则平,平则可以成为工匠取法的标准。水静尚且通明,何况精神呢?圣人之心也是这样静的,是天地和万物的镜子。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这都是天地万物之本,道德之至,掌握了这个道理的,处上能做圣王,处下能做素王,隐居能引来江海山林之士的追随,处世能成就丰功伟业,静则为圣,动则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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