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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桐城学派做学问主张考据、义理和辞章的统一。考据是指校勘、考证、释义等语言文献研究方法；义理是指文本内涵的解读、分析和概括提炼；辞章是指逻辑框架、论证说理和文辞表达。《老子与哲学》重在义理和辞章，在义理方面，力图在全面、系统地理解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对老子思想既进行分析又进行综合，正确地给予认识，客观地加以解读；在辞章方面，搭建起哲学、政治和人生的思维架构，以老子之思想范畴、概念为主体，展开论证和分析。《老子与哲学》没有在考据方面花费更多精力，只是对不同的考证和释义做出必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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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与人生》写作开始，作者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是解构、建构和以文注文、以人注人。《老子与哲学》更加圆融、成熟地运用这一研究方法。首先是解构，即在反复研读《老子》一书的基础上，在宏观把握老子思想的前提下，对老子思想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和分门别类的归纳，进而分解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部分。尔后是建构，根据作者的学术视野和理论功底，对解构后的老子思想做出排列组合，从本体论、政治学和人生观三个方面进行重构和解读，以便于读者更好地从整体与部分的结合上认识把握老子的思想。在解构和建构过程中，作者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坚持以老子注解老子，即以《老子》书中的概念、判断和观念以及历史上记载的老子言行和事例，来诠释老子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尽量避免个人的随意发挥和任性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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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的逻辑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老子其人”，重点介绍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思想家，还是道教始祖。第二部分是“本体哲学”，着重阐述老子的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玄览静观的哲学思想。第三部分是“政治哲学”，着重阐述老子的无为而治、南面之术和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第四部分是“人生哲学”，着重阐述老子的圣人人格、见素抱朴和卑弱自持的思想。全书共有三十六篇文章，每篇文章与全书的逻辑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全书是一个有机整体，每篇文章之间互有照应，可以帮助读者全面把握老子的思想体系；区别在于每篇文章相对独立，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可以帮助读者充分认识老子思想的某一侧面或观点。无论是阅读全书，还是阅读其中的文章，但愿都能对读者有所启迪、有所体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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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老子》“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一个外国哲人如此看重老子思想，作为中国人，更应该认真研读《老子》，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既改造主观世界又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享受智慧的乐趣、生活的美好和思辨的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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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谨记于乙未年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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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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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政治思想家、道教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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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其人：神龙见首不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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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文化名人。《老子》一书，亦名《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同《易经》《论语》一起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为重大而又深远的思想巨著。然而，千百年来对于老子其人其书却是争议不断、众说纷纭。历史上是否确有老子其人，至今仍是一宗悬案，烟雾缭绕，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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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老子其人，绕不开司马迁。一定意义上说，老子其人其生平成于司马迁亦疑于司马迁。司马迁提供了最早、最为准确的有关老子其人信息，同时又为争论老子其人埋下了伏笔。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这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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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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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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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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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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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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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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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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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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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关于老子其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司马迁所记载的老子、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人及其生活年代。应该说，在清代以前，对于老子的争论并不大，一般认为老子生活的年代与孔子同时且稍早于孔子。192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撰文对老子其人提出质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发了一场热烈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年长于孔子；另一种认为老子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在孔子、墨子之后；还有一种认为历史上不存在老子其人。这场争论的文章后来汇集在《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中，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胡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一批顶级学者都卷入了争论，甚至有了意气之争。胡适与钱穆就老子的年代问题通过几封信，胡适主张老子生活的年代为春秋晚期，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人，晚于孔子。据说，两人一次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回敬道：“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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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关于老子其人争论的源头还在于司马迁的《史记》。历史上记载老子其人的书籍很多，大多带有神话或传说成分，唯有《史记》比较严谨，具有充分的史料价值。从《史记》记载分析，司马迁明确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这就是春秋时期有老子其人，姓李，名耳，字聃，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曾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老子崇尚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汉初道家与儒家已形成不同学派，相互排斥。关于老子和老莱子，应为两人是无疑的，却同是春秋时期人，同为孔子的老师。老子长期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著书《道德经》，而老莱子是位隐者，终身不仕，著书十五篇。所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道：“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关于老子与太史儋，由于两人都是周朝史官，且名“聃”与“儋”的古音相同而字义相通，容易引起混淆。但是，老子与太史儋应为两个人，也是无疑。太史儋见秦献公的时间是公元前374年，此时老子仍在世的话应有两百余岁，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两人的处世原则和理念截然不同，老子虽为史官，关心政治，却不愿直接为官从政，最后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太史儋则志于入仕，积极为秦献公献计谋策。因而司马迁在记载两人时持谨慎态度，用了“或曰”“盖”等存疑之词。关于老子生活的年代，老子的年龄大于孔子，应为春秋末期，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不仅在《史记》中多有记载，而且在《庄子》《礼记》《左传》等战国时期的史料中也有记载；另一方面，1993年湖北郭店竹简本的发现，据碳－14测定，竹简本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之前，说明在战国时期《老子》一书已存在并流传，那么，作为著者的老子就应生活在更早的年代。老子所著《道德经》及其创立的道家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诚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所言：“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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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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