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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的逻辑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老子其人”，重点介绍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思想家，还是道教始祖。第二部分是“本体哲学”，着重阐述老子的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玄览静观的哲学思想。第三部分是“政治哲学”，着重阐述老子的无为而治、南面之术和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第四部分是“人生哲学”，着重阐述老子的圣人人格、见素抱朴和卑弱自持的思想。全书共有三十六篇文章，每篇文章与全书的逻辑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全书是一个有机整体，每篇文章之间互有照应，可以帮助读者全面把握老子的思想体系；区别在于每篇文章相对独立，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可以帮助读者充分认识老子思想的某一侧面或观点。无论是阅读全书，还是阅读其中的文章，但愿都能对读者有所启迪、有所体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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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老子》“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一个外国哲人如此看重老子思想，作为中国人，更应该认真研读《老子》，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既改造主观世界又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享受智慧的乐趣、生活的美好和思辨的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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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谨记于乙未年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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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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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政治思想家、道教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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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其人：神龙见首不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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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文化名人。《老子》一书，亦名《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同《易经》《论语》一起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为重大而又深远的思想巨著。然而，千百年来对于老子其人其书却是争议不断、众说纷纭。历史上是否确有老子其人，至今仍是一宗悬案，烟雾缭绕，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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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老子其人，绕不开司马迁。一定意义上说，老子其人其生平成于司马迁亦疑于司马迁。司马迁提供了最早、最为准确的有关老子其人信息，同时又为争论老子其人埋下了伏笔。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这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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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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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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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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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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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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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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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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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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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关于老子其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司马迁所记载的老子、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人及其生活年代。应该说，在清代以前，对于老子的争论并不大，一般认为老子生活的年代与孔子同时且稍早于孔子。192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撰文对老子其人提出质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发了一场热烈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年长于孔子；另一种认为老子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在孔子、墨子之后；还有一种认为历史上不存在老子其人。这场争论的文章后来汇集在《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中，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胡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一批顶级学者都卷入了争论，甚至有了意气之争。胡适与钱穆就老子的年代问题通过几封信，胡适主张老子生活的年代为春秋晚期，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人，晚于孔子。据说，两人一次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回敬道：“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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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关于老子其人争论的源头还在于司马迁的《史记》。历史上记载老子其人的书籍很多，大多带有神话或传说成分，唯有《史记》比较严谨，具有充分的史料价值。从《史记》记载分析，司马迁明确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这就是春秋时期有老子其人，姓李，名耳，字聃，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曾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老子崇尚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汉初道家与儒家已形成不同学派，相互排斥。关于老子和老莱子，应为两人是无疑的，却同是春秋时期人，同为孔子的老师。老子长期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著书《道德经》，而老莱子是位隐者，终身不仕，著书十五篇。所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道：“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关于老子与太史儋，由于两人都是周朝史官，且名“聃”与“儋”的古音相同而字义相通，容易引起混淆。但是，老子与太史儋应为两个人，也是无疑。太史儋见秦献公的时间是公元前374年，此时老子仍在世的话应有两百余岁，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两人的处世原则和理念截然不同，老子虽为史官，关心政治，却不愿直接为官从政，最后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太史儋则志于入仕，积极为秦献公献计谋策。因而司马迁在记载两人时持谨慎态度，用了“或曰”“盖”等存疑之词。关于老子生活的年代，老子的年龄大于孔子，应为春秋末期，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不仅在《史记》中多有记载，而且在《庄子》《礼记》《左传》等战国时期的史料中也有记载；另一方面，1993年湖北郭店竹简本的发现，据碳－14测定，竹简本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之前，说明在战国时期《老子》一书已存在并流传，那么，作为著者的老子就应生活在更早的年代。老子所著《道德经》及其创立的道家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诚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所言：“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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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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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革命家，他消解了“上帝”“天命”等宗教和迷信观念，实现了古代思想史上的革命。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需要借助宗教和超自然的力量，这就是天命观。天命观的本质是神秘主义，认为宇宙间有个至高无上的神；主要内容是相信神灵经常关心并干预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各种事务，相信神灵具有必要的智慧，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意愿，相信神灵具有实现其意图的权能和超自然力量。不过，古代殷商王朝和周王朝的天命观有明显差异。殷商时期的天命观带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巫术传统，核心概念是“帝”或上帝。殷商的帝与祖先合二而一，它是殷商族群专有的守护神，而不是所有族群的守护神，更不是普适的裁判者。从甲骨文分析可知，“帝”字是花蒂的象形，预示着殷商种族的绵延不绝，也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高主宰。所以，殷墟甲骨卜辞有“甲辰，帝其令雨”，“帝其令风”。意思是，甲辰那天，上帝要命令下雨，上帝要命令刮风。还有“帝其降堇（馑）”，“帝降食受又（佑）”。意思是，上帝要降给饥馑，上帝赐给我们吃的，保佑我们。还有“伐邛方，帝受我又（佑）”？意思是，征伐邛国，上帝会保佑我们吗？还有“王封邑，帝若（诺）”。意思是，君王要建筑城邑，上帝答应了。还有“我其巳宾，乍帝降若；我勿巳宾，乍帝降不若”。[3]意思是，我免占卜官的职务，上帝是应允的；我不免占卜官的职务，上帝是不允许的。这些都说明自然界的风雨变化、人世间的年成好坏、战争胜负、筑城、任官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决定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王朝天命观的核心概念是“天”，比起殷商的“帝”说有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周朝的天是所有族群的保护神，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和人文性。同时，周朝为了说明周朝取代商朝的合理性，提出了“天命靡常”观念，认为“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意思是，不是我们周朝敢违背殷商王朝的命令，是天不保佑商朝。周朝还把天与祖先分离为二，赋予天以伦理意义和道德内容，提出“以德配天”观念，认为君王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得到上天的保佑。尽管周朝的天命观有了进步，但春秋末世的战乱、苛政、重赋、酷刑，不仅意味着社会混乱和价值失序，而且意味着“天命摇坠”和精神世界的危机。老子对当时的社会生存状况进行了哲学反思，对统治者的天命观进行了思想批判，提出以道的观念取代“帝”和“天”的概念，以哲学取代宗教。在老子看来，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4]这实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怎么评价都不为高。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撰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一场革命。德国诗人海涅称赞：罗伯斯庇尔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康德砍了上帝的头。[5]老子却在2500年前就砍了上帝和天命的头，从而为中华民族减少宗教色彩、增进理性光芒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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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哲学家，他创立了道的学说，建构了中华民族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的整体框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对老子的思辨哲学做出较高评价，对孔子却颇有微词。他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其著作不过是“道德的教训”，“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6]对于黑格尔的评价，似可从《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的一则故事中得到理解。“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这则故事说明荆人能超出个人之得失而不忘国别之界限；孔子能超出国别之界限而不能忘世人之藩篱；老子则超越私己、国界和人世，在宇宙大道的背景下来看“遗弓”事件，无所谓得、无所谓失，故可谓“至公”矣。通过这则故事，既可以体会到中西哲学的差别，又可以感悟儒道学说的差异。西方哲学以古希腊为代表，以自然为出发点，以实验为主要方法，着力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哲学以先秦为代表，以社会为出发点，着力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关注政治和人生问题，且局限于社会领域探讨人生和政治问题，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总体而言，伦理道德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但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还是有着明显差别，孔子学说只有伦理内容，老子学说却具有思辨色彩。孔子学说的主题是人，是人生而不是人的存在。孔子提倡人道有为，关注的是人伦秩序而不是人存在的形而上根据和意义，他努力从宗教制度和血缘纽带里探寻政治统治和道德生活的普适原则，这就是仁者爱人的伦理学说，“克己复礼为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就是德政与礼治的政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礼治在国家层面，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家庭层面，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是家国情怀的道德修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学说的主题也是人，却是人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人生。所谓生存，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存在”范畴，并非简单地指“生命的存活”，而是指“生成着的存在”。老子提倡天道无为，关注的是人存在的根据及其终极价值，这就是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根据何在，其生命的根源在哪里，人应当如何生存、怎样生存才符合人之存在的本性等高度抽象的问题。老子通过批判反思和抽象思辨，最后概括升华为道这一哲学范畴。康德指出，哲学是关于可能性的科学的某种纯粹观念，并不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存在。老子之道正是康德所说的某种纯粹观念，这是老子作为哲学家的重要标志。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是老子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老子以道为核心范畴，注释拓展，创建了道家的哲学体系，构筑起古代中华学术的宏伟大厦，从而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存在、生长和归宿做出了本原性思考，为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形而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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