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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11 后人关于老子其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司马迁所记载的老子、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人及其生活年代。应该说，在清代以前，对于老子的争论并不大，一般认为老子生活的年代与孔子同时且稍早于孔子。192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撰文对老子其人提出质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发了一场热烈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年长于孔子；另一种认为老子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在孔子、墨子之后；还有一种认为历史上不存在老子其人。这场争论的文章后来汇集在《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中，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胡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一批顶级学者都卷入了争论，甚至有了意气之争。胡适与钱穆就老子的年代问题通过几封信，胡适主张老子生活的年代为春秋晚期，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人，晚于孔子。据说，两人一次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回敬道：“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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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13 追根溯源，关于老子其人争论的源头还在于司马迁的《史记》。历史上记载老子其人的书籍很多，大多带有神话或传说成分，唯有《史记》比较严谨，具有充分的史料价值。从《史记》记载分析，司马迁明确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这就是春秋时期有老子其人，姓李，名耳，字聃，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曾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老子崇尚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汉初道家与儒家已形成不同学派，相互排斥。关于老子和老莱子，应为两人是无疑的，却同是春秋时期人，同为孔子的老师。老子长期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著书《道德经》，而老莱子是位隐者，终身不仕，著书十五篇。所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道：“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关于老子与太史儋，由于两人都是周朝史官，且名“聃”与“儋”的古音相同而字义相通，容易引起混淆。但是，老子与太史儋应为两个人，也是无疑。太史儋见秦献公的时间是公元前374年，此时老子仍在世的话应有两百余岁，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两人的处世原则和理念截然不同，老子虽为史官，关心政治，却不愿直接为官从政，最后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太史儋则志于入仕，积极为秦献公献计谋策。因而司马迁在记载两人时持谨慎态度，用了“或曰”“盖”等存疑之词。关于老子生活的年代，老子的年龄大于孔子，应为春秋末期，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不仅在《史记》中多有记载，而且在《庄子》《礼记》《左传》等战国时期的史料中也有记载；另一方面，1993年湖北郭店竹简本的发现，据碳－14测定，竹简本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之前，说明在战国时期《老子》一书已存在并流传，那么，作为著者的老子就应生活在更早的年代。老子所著《道德经》及其创立的道家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诚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所言：“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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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15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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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17 老子是革命家，他消解了“上帝”“天命”等宗教和迷信观念，实现了古代思想史上的革命。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需要借助宗教和超自然的力量，这就是天命观。天命观的本质是神秘主义，认为宇宙间有个至高无上的神；主要内容是相信神灵经常关心并干预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各种事务，相信神灵具有必要的智慧，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意愿，相信神灵具有实现其意图的权能和超自然力量。不过，古代殷商王朝和周王朝的天命观有明显差异。殷商时期的天命观带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巫术传统，核心概念是“帝”或上帝。殷商的帝与祖先合二而一，它是殷商族群专有的守护神，而不是所有族群的守护神，更不是普适的裁判者。从甲骨文分析可知，“帝”字是花蒂的象形，预示着殷商种族的绵延不绝，也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高主宰。所以，殷墟甲骨卜辞有“甲辰，帝其令雨”，“帝其令风”。意思是，甲辰那天，上帝要命令下雨，上帝要命令刮风。还有“帝其降堇（馑）”，“帝降食受又（佑）”。意思是，上帝要降给饥馑，上帝赐给我们吃的，保佑我们。还有“伐邛方，帝受我又（佑）”？意思是，征伐邛国，上帝会保佑我们吗？还有“王封邑，帝若（诺）”。意思是，君王要建筑城邑，上帝答应了。还有“我其巳宾，乍帝降若；我勿巳宾，乍帝降不若”。[3]意思是，我免占卜官的职务，上帝是应允的；我不免占卜官的职务，上帝是不允许的。这些都说明自然界的风雨变化、人世间的年成好坏、战争胜负、筑城、任官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决定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王朝天命观的核心概念是“天”，比起殷商的“帝”说有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周朝的天是所有族群的保护神，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和人文性。同时，周朝为了说明周朝取代商朝的合理性，提出了“天命靡常”观念，认为“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意思是，不是我们周朝敢违背殷商王朝的命令，是天不保佑商朝。周朝还把天与祖先分离为二，赋予天以伦理意义和道德内容，提出“以德配天”观念，认为君王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得到上天的保佑。尽管周朝的天命观有了进步，但春秋末世的战乱、苛政、重赋、酷刑，不仅意味着社会混乱和价值失序，而且意味着“天命摇坠”和精神世界的危机。老子对当时的社会生存状况进行了哲学反思，对统治者的天命观进行了思想批判，提出以道的观念取代“帝”和“天”的概念，以哲学取代宗教。在老子看来，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4]这实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怎么评价都不为高。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撰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一场革命。德国诗人海涅称赞：罗伯斯庇尔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康德砍了上帝的头。[5]老子却在2500年前就砍了上帝和天命的头，从而为中华民族减少宗教色彩、增进理性光芒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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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19 老子是哲学家，他创立了道的学说，建构了中华民族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的整体框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对老子的思辨哲学做出较高评价，对孔子却颇有微词。他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其著作不过是“道德的教训”，“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6]对于黑格尔的评价，似可从《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的一则故事中得到理解。“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这则故事说明荆人能超出个人之得失而不忘国别之界限；孔子能超出国别之界限而不能忘世人之藩篱；老子则超越私己、国界和人世，在宇宙大道的背景下来看“遗弓”事件，无所谓得、无所谓失，故可谓“至公”矣。通过这则故事，既可以体会到中西哲学的差别，又可以感悟儒道学说的差异。西方哲学以古希腊为代表，以自然为出发点，以实验为主要方法，着力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哲学以先秦为代表，以社会为出发点，着力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关注政治和人生问题，且局限于社会领域探讨人生和政治问题，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总体而言，伦理道德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但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还是有着明显差别，孔子学说只有伦理内容，老子学说却具有思辨色彩。孔子学说的主题是人，是人生而不是人的存在。孔子提倡人道有为，关注的是人伦秩序而不是人存在的形而上根据和意义，他努力从宗教制度和血缘纽带里探寻政治统治和道德生活的普适原则，这就是仁者爱人的伦理学说，“克己复礼为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就是德政与礼治的政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礼治在国家层面，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家庭层面，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是家国情怀的道德修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学说的主题也是人，却是人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人生。所谓生存，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存在”范畴，并非简单地指“生命的存活”，而是指“生成着的存在”。老子提倡天道无为，关注的是人存在的根据及其终极价值，这就是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根据何在，其生命的根源在哪里，人应当如何生存、怎样生存才符合人之存在的本性等高度抽象的问题。老子通过批判反思和抽象思辨，最后概括升华为道这一哲学范畴。康德指出，哲学是关于可能性的科学的某种纯粹观念，并不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存在。老子之道正是康德所说的某种纯粹观念，这是老子作为哲学家的重要标志。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是老子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老子以道为核心范畴，注释拓展，创建了道家的哲学体系，构筑起古代中华学术的宏伟大厦，从而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存在、生长和归宿做出了本原性思考，为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形而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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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21 老子是政治思想家，他提出的“无为而治”政治主张，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规律。老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的时期，整个社会经受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精神危机。从社会政治制度分析，周王朝东迁之后，共主衰微、王命不行，旧的贵族等级制度“礼崩乐坏”，于是诸侯兼并、战争频仍。春秋初期是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纷争，末期则为十四国争霸。从经济层面分析，统治者横征暴敛、恣意妄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生活。《左传》记载，昭公三年，在齐国是“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踊是指受刖刑的人所着的假肢，由此可见刑罚严苛和受刑之人众多。在晋国是“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无怪乎，老子尖锐地批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在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时，统治者却穷奢极侈、招摇过市，“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意思是，朝廷很败坏，田地很荒芜，仓廪很空虚，统治者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锋利的宝剑，餍足了饮食，家里有多余的财货，这种行为就叫大盗。这真是无道啊！从精神世界分析，由于“天命摇坠”，旧的关于人与天、人与鬼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普遍受到怀疑，精神信仰和社会伦理道德出现严重滑坡。面对如此深重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先秦思想家提出了各自匡正时弊和政治统治的方案。比较而言，老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政治思想，也就是从抽象思辨和终极追问的角度提出了道家的政治主张。在这个过程中，老子运用“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阐述深奥的道理，这也是老子高于其他思想家的地方。“正言若反”，是对事物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正确的把握，不仅提醒人们要从反面的关系中来观看正面，以显出正面的丰富内涵，而且提示人们要重视对立面的作用，甚至于对立面所产生的作用更胜于正面所显示的作用。因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并把无为而治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事事、没有作为，而是为了实现更好的政治统治。《老子》第五十七章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无为而治的思想，首先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然后指出无为而治的反面是统治者过多的干预，弊害甚多，“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意思是，我怎么知道无为而治的好处呢？因为天下禁忌越多，人们就越陷于贫困；人们先进的器具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们的巧智越多，歪邪的事情就更加兴盛；法令越是详明，盗贼出现得越多。最后以圣人的口吻指出，无为是手段，治理才是目的，“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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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23 老子是道教始祖，他创立的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理论最为重要的渊源，道家哲学乃是道教至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老子否定了宗教，否定了上帝和天命，而老子本人却被尊为道教教主，这真是“天命靡常”和绝妙的讽刺！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一词曾被赋予广泛的含义，最初的意思是指以“道”来教化众生的各种理论学说和实践，先秦思想家都以“道”来指称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并自命或被认作是“道教”。作为宗教的道教，是指在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渐形成了以“道”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过某种实践，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的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道家与道教具有根本区别，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哲学派别，而道教乃是在东汉中后期形成的宗教。但是，道教在创立初期，就把老子奉为教主，尊《老子》为主要经典，是教徒们必须习诵的功课；后来又把《庄子》奉为经典，称为《南华经》。这表明道家哲学确实是道教的思想渊源，《魏书·释老志》在谈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时指出：“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从这段议论可知，老子之道与道教之道有着密切联系。老子之道深邃幽远，是不可捉摸而又确实的存在，即“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同时，道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把道作为天地万事万物的根源，且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超越时空的存在，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就接近了宗教思想，为道教从宗教角度进行解释提供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之道被道教所吸收运用，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当然，道教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老子之道，而是做出了创新性改造，给予了宗教性阐述。在道教看来，道是“神秘之物，灵而有信”，“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老子哲学与道教的联系，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绝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是对老子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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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25 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们仿佛看到函谷关的上空仍然盘旋着紫气，仿佛看到一位老人骑着青牛孤独前行。这就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活在春秋末期，约在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在中华历史的天空中，他是最亮的智慧之星。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他可以和其他任何民族的星宿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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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30 老子与哲学 [:1702011546]

1702011731 老子与哲学 老子其书：云霓明灭或可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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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33 《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是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自古著书以经名者，唯道家有之。《老子》之称经，自汉景帝始，以“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焉”[7]。而《老子》演变为《道德经》，约萌发于汉末三国的边韶、葛玄，形成于魏晋之际的王弼、皇甫谧。《老子》涵盖哲学、宗教、人文、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后人尊为治国理身的宝典，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清朝以前《老子》版本一百多种，中文校订本三千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一千余种，这充分说明《老子》的巨大影响。最早解读《老子》的是先秦思想家和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著有《解老》《喻老》篇。汉初史学家司马谈高度评论道家思想，似可看作是对《老子》一书的评价，“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8]意思是，道家使人精神集中，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的学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树立良好风尚，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对于先秦思想界而言，《老子》既是引领者又是集大成者，厚植起中华学术大树坚实的根底。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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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35 《老子》一书对人类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早由唐朝玄奘译成梵文走向世界，16世纪后陆续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截至2014年，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老子》已有一千多种，是除《圣经》之外，被译成外国文字最多的文化经典。有一则消息报道，《老子》已先后被一百零四人译成德文；每四户德国家庭就有一本《老子》。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评价《老子》一书，“它那样佯谬的语句所具有的说服力，它的谨严认真态度以及它那似乎不见底的思想深度，使其成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哲学著作”。[9]比利时学者、耗散结构创始人普利高津指出：“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性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10]美国学者蒲克明认为：“当人类隔阂泯除、四海成为一家时，《老子》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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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37 尽管《老子》其书声名远播、历久传诵，却像老子其人一样，也是争议不断、认识不一，主要问题是作者是谁和成书时间。关于作者是谁，大体有三种观点，基本的观点认为历史上确有老子其人，《老子》一书应为老子所作；另一种认为，“《老子》，战国好事者，剽窃庄周书作也”；还有一种认为，“《老子》一书实非一人所能作，今传本《老子》如果把他看作是绝对完整的一人而言，则矛盾百出，若认为是纂辑成书，则《老子》作者显然不止一人”。关于成书时间，也有三种观点，基本的观点认为老子早于孔子，《老子》成书于春秋末期；另一种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认为，《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际或汉文帝时。无论如何，《老子》的作者及成书时间，或许是“烟涛微茫信难求”，而《老子》一书却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云霓明灭或可睹”。本文认同《老子》作者及其成书时间的基本观点，并将其作为研读的逻辑前提，进而着力探讨《老子》的义理和辞章。《老子》言简而意丰，疏朗而浑融，隽永而透达，逻辑而系统，是一本专著而不是纂辑；《老子》一书前后理论一贯，层层推论演进，自成一家之言，似这样严谨而连贯的著作，一般应出于一人的手笔，即可认为是老子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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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39 千百年来，无论是九五之尊的帝王还是王侯将相，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山野村夫，都争相研读《老子》，形成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在封建帝王中，就有四人注释过《老子》。第一人为唐玄宗李隆基，他两度注疏并诏颁天下，即《道德经注》和《道德经义疏》。注疏的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讨，更少宗教性词语，立足统治实践，着重阐述老子治国理身理论。第二人为宋徽宗赵佶，他亲自注疏《道德经》并颁布全国；两次下诏“搜访道教逸书”，整理刊行，成为我国第一部《道藏》；还下令编纂《道史》，成为第一部道教历史著作。遗憾的是，赵佶尊崇的不是老子的治国理身之要，而是利用道教来神话自己，最后却成了金人的阶下囚。第三人为明太祖朱元璋，他给《道德经》的定位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这就把《老子》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确是朱元璋慧眼所在。他在登基八年后亲自注解《道德经》并作序，在序言中详细记述了自己读《道德经》的过程。第四人为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他的《御注道德经》是原文句下加以简注，每章之后详加论说，自成一体，中心思想是讲解“治心治国之道”。除宋徽宗外，其余三位注释并践行《老子》思想的帝王，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有着不俗的统治政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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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41 自先秦以来，历代研老注老的著作层出不穷。战国中晚期及至西汉前期，老子之学昌盛于稷下，形成“齐学”，流布于楚地及三晋。汉初多家传老子之说，尤其是开国名臣曹参，从齐地把老子之学带到朝廷，演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至刘向乃“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13]。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占据统治地位，老子之学则转入民间，成为士大夫尤其是“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的精神家园。汉代老子之学的主要特征是黄老神仙长生思想，借用老子之“道”作为理论依据。比较著名的注本有河上公的《老子章句》、严遵的《老子指归》和张陵的《老君道德经想尔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之学占据了知识界的核心，发展为思辨性很强的玄学体系，不仅描绘宇宙万物的化生过程，而且探究宇宙万物之所以产生、存在和变化的总根据。这时的老学已经改变了它在西汉初期的文化品格，不再充当“君人南面之术”，而是寻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宽袍缓带地清谈玄理。最为著名的注本是王弼的《老子注》和《老子道德经注》。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尊老奉道的王朝，李唐皇帝视老子为自己的先祖，封为“太上玄元皇帝”，要求士庶人家均藏《道德经》，因而注解《老子》成为时尚。至唐末，诠疏笺注《老子》者约六十余家。唐代老学援《庄》入老、援佛入老，使老子之学的学理更加严密，疏证变得丰厚，有了神秘色彩。代表性注本及论著有成玄英《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李荣《老子注》和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宋元老学更是发达，以至元代道士张与材称：“《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14]由宋而元，士人解读《老子》，潜入日常生活的心理层面，比较注重心性诠释。代表性注本及论著有王安石《老子注》、司马光《道德真经论》、苏辙《老子解》、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吴澄《道德真经注》和白玉蟾《蟾仙解老》。明清老学进入了古典学术和古代典籍的集成时代。明正统《道藏》五千余卷，万历《续道藏》百余卷，把《道德经》尊为太上教典；清代引入考据学，使《老子》章句考读提升到新的高度。至于清末学术，解读《老子》已有西学东渐的韵味。明清时期代表性注本及论著有薛蕙《老子集解》、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李贽《老子解》和王夫之《老子衍》、傅山《老子解》、纪昀《老子道德经校订》和魏源《老子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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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43 《老子》的传世版本甚多，王重民1927年刊行《老子考》，版本存目450种；台湾严灵峰1965年刊行《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续编、补编影印本，共计356种。在众多的《老子》版本中，有的用讲道理、引述故事的方式来进行解说；有的是列举老子的一段言论，便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和论述；有的是经、传分开，以章句形式进行注解。最为著名的是河上公本、严遵本、王弼本以及帛书本和竹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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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45 河上公本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注本，又名《河上公章句》或《道德经章句》，其内容合乎老子大义，与汉初的黄老政治相协调，和“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相一致。河上公本也有谜团，主要是对河上公其人存在争议。《史记·乐毅列传》中提到河上丈人，“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据此记载，河上公应为战国时期人，这与河上公本的内容不尽一致。另一记载，是三国时期葛玄所作的《河上公章句序》，称河上公为汉初人士，曾大显神迹，赐书和指教汉文帝，其中的神仙化描写手法，不免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如果历史上确有河上公其人，那他应是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方仙道的开山祖师。河上公本的存世及其产生于汉代，则是毫无疑问的。河上公本属民间系统，注释文字古朴，多古字杂俚俗，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和敦煌写本。河上公本以疏解原文为主要特点，不太关注道的理论问题，首先从宗教角度阐述《老子》，具有厚重的养生成仙思想；重点则是阐述如何修身与治国。河上公认为：“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民不扰。”[15]在河上公看来，治身是治国的基础，治身就要关注精气神。就人而言，精气是天地之气在人身体内的纯净气息，神明是天地之间的神妙在人五脏六腑中的显现。河上公告诫人们，不要放纵情欲，消损精气，破坏神明，更告诫君王要注重治身，“君开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变，无不动乱”。所以君王要清静无为，坚持治身去情欲、治国勿烦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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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47 严遵本是指西汉晚期蜀中隐士严君平所著的《老子指归》。严遵是著名学者扬雄的老师，不求仕进，每天占卜为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严遵修身自保，“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严遵本是老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专著，是西汉道家思想的代表作，它不同于注释类作品体裁，不是那种注重词语考证和解释的注本，而是先引用老子观点的原文，然后进行指归分析，加以发挥和论述。严遵本条理清晰，内容深邃博大，实际是《老子》的再创作。严遵以韵文形式对《老子》进行理论阐发，辞句古奥，文笔优美，句式相骈。他沿着《老子》的思路，采纳了《淮南子》的部分内容，用道、德、神明、太和四个层次演进来论说天地万物的化生问题，构造了一个以虚无为源、以气化为流的宇宙演化体系。他本着依天道论人事的模式，阐述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认为“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元也”。同时，吸收了《黄帝四经》的思想，强调无为不是无所作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即“尊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己任人；审实定名，顺物和神；参伍左右，前后相连；随时循理，曲因其当；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此治国之无为也”。他阐述的老子道论和哲学思想，包含着本体论和辩证法，使老子学说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为后来的王弼所继承，成为魏晋玄学提出的“贵无”“自然为本”本体论的萌芽。严遵本还有丰富的养生思想，这反映了西汉、东汉之际隐士阶层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心态。养生思想的主题是“全其性命”，即“自古及今，飞鸟走兽、含气有类之属，未有不欲得而全其性命者也”；原则是“无欲无取”，即“无欲则静，静则虚，虚则实，实则神”；方法是“保精养神”，从而做到“筋骨便利，耳目聪明，肌肤润泽，面理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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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49 王弼本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老子》版本。对于王弼其人其书，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王弼，三国时魏人，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英年早逝，病故时只有二十四岁。这是个天才型的人物，在老学史上是第一流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第一流人物。著作有解读《老子》的《老子注》《老子道德经注》和解读《周易》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当时的玄学首领何晏极为赏识王弼，认为“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16]所谓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一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对老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王弼本能够应对时代挑战，是老子思想最具创造力的解释者。由于《老子》原文逸散已久，王弼本曾是《老子》的唯一传世本。与河上公本风格不同，王弼本属于文人系统，文笔流畅，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这些文人善做文章并掺入自己的见解。王弼本注重对《老子》哲理的阐述，它运用本与末、体与用的分析方式，把老子之道中的“无”突显出来，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建立了体系完备、思辨抽象的玄学哲学体系。王弼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17]在王弼看来，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为“有”，无是本，有是末，即“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至于政治主张，王弼延续了河上公本的思路，重在无心无欲无为，反对巧智奸诈，强调“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辟意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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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51 帛书本是指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抄本，因在一种致密而轻薄的丝织品上抄写而称帛书。帛书《老子》有甲、乙两本，均有部分残缺，甲本5440字，掩损1369字；乙本5467字，掩损702字。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说明甲本完成于汉朝建立之前；乙本用隶书抄写，避刘邦名讳而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说明乙本成书于刘邦在位时期。比较而言，甲本抄写粗率，错讹屡见，乙本抄录精致，对《老子》原意理解较深，一些关键词和重要思想抄录得较为准确。对照传世的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帛书本在内容、文字上并无根本不同，最大的差别在于结构不同，帛书本不分章，只分上、下篇，而且“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从传世本的第三十八章开始。在具体篇章排列方面，“德经”中相当于传世本之四十、四十一章倒置，八十、八十一章移至六十七章之前；“道经”中二十四章移至二十二章之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帛书本与传世本不属于一个体系。帛书本的发现，说明早在汉朝之前，《老子》已经成书，这为确定《老子》的成书时间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资料。对于汉代文化研究而言，帛书本揭示了汉初社会文化思潮的演进过程，即由汉高祖时期的黄老之学与儒家思想兼杂、黄老之学尚未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演变为文景时期确定黄老之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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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53 竹简本是指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老子》抄本，因刻录在竹简上被称为竹简本，又称楚简《老子》。郭店墓葬时间约为公元前300年左右，墓葬主人先后分组抄录《老子》，一同陪葬。竹简本文字纯正古朴，分为甲、乙、丙三组，除去一段与《老子》内容关联不大的“太一生水”篇外，共有一千七百余字，约为传世本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分别见于传世本《老子》八十一章中的三十一章。竹简本内容基本上互不重复，每组都有自己的主题，抄录者似乎以分门别类摘录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抄写《老子》全书。竹简本三组的内容较为系统完整，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甲组论述圣人之道，似可名为圣人篇，大致可区分出两个主题，一部分主题与丙组类似，主要讨论治国方法；另一部分主题与乙组类似，主要讨论修身方法。乙组论述修身之道，似可名为修身篇，主要讨论长生久视的养生法，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术，以及绝学无忧、宠辱不惊、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巧若拙等辩证思想。丙组论述治国之道，似可名为治国篇，着重讨论成事遂功，百姓曰我自然；大道废，安有仁义；用兵战胜，以丧礼居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竹简本的发现，说明《老子》一书在战国时期已经流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证实老子是春秋末期的智者，《老子》是作于春秋末期最早的中国私家著作。此外，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其中有比较完整的《老子》竹简本，从抄本避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分析，它与帛书本抄写时间大致相同。北京大学竹简本保存良好，有完整和接近完整的竹简221枚，残简10枚；竹简本分上、下两篇，共七十七章，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全书正文5300余字，残缺仅为60余字。这是从地下出土的四种竹简和帛书古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老子》版本；首次发现在两枚竹简背面写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印证了有关《老子》称“经”的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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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1755 世界各民族思想的发展都是以不断地对民族文化经典进行重新诠释的方式展开的；即使思想的创新发展，也是以研读悟透民族文化经典为基础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持续不断地对《老子》进行诠释，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尤其是哲学思想和抽象思辨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老子》的诠释，基本沿着思想聚焦、语言趋同和文本改善的方向前进。所谓思想聚焦，是指由古本到传世本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老子》思想观点和重要概念的过程，进而上升为哲学范畴。任何哲学范畴，都是一个普遍抽象的观念，具有相对确定的含义，遵循一定的使用规则，反映某个思想派别的立场。中国哲学不太重视概念范畴，通常用隐喻、类比、寓言和格言来讲述道理，因而思想聚焦既是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诠释《老子》价值所在。“无为”是老子哲学的重要概念，帛书本出现七次见于六章之中，而在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则出现十二次见于十章之中，比帛书本多出三分之一，这就突出了“无为”在老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谓语言趋同，是指《老子》各个版本在分别加工原文时表现出的对某种共同语言特点的重复和强化。语言趋同与思想聚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当语言趋同涉及哲学范畴时，也就产生了思想聚焦；区别在于语言趋同还涉及一般概念和词语，而思想聚焦只涉及重要概念范畴。语言趋同的主要形式有句式整齐化、排比句式强化以及某些概念、判断在章节之间重复。所谓文本改善，是指《老子》先后版本在思想聚焦和语言趋同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良好效果。不同版本相互参校的结果造成了不同版本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内容渐趋一致。河上公本与王弼本的文字比较接近，就是两个版本长期分别流传、相互参校的结果。研读《老子》其书，使我们对思想的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这真是意外的惊喜，有心种花，花已开放；无意插柳，柳也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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