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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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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安石著，容肇祖辑：《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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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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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1部第1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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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德］克劳塞维茨著，李传训编译：《战争论》，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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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宋］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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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蒋锡昌：《老子校诂》，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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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八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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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阿根廷］博尔赫斯著，王永年等译：《博尔赫斯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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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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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南面之术、小国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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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政治：君人南面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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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在先秦思想家中是最高的，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老子》一书蕴集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它那些佯谬的语句所具有的说服力，它的谨严认真态度以及它那似乎不见底的思想深度，使其成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哲学著作。”[1]然而，吊诡的是，老子著书立说的初衷和目的不在于探索宇宙奥妙，而在于拯救时世，为政治和统治者服务。老子思想的本质是政治哲学，其哲学思想主要是为阐述政治主张作铺垫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教导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即“君人南面之术”。所谓南面之术，系指古代房屋建筑都是坐北朝南，以利于冬天避风、夏天消暑，尊长一般坐在正中，面向南方，位卑年幼者坐在两侧，面向北方。对于这一传统习惯，汉朝董仲舒等封建思想家为了帮助君王巩固统治地位，将其曲解为“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2]因而研究君王如何驾驭臣属、统治百姓的理论，就叫作君王南面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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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老子之政治，有必要对政治这一概念进行梳理。政治包含着两层含义，政是方向、主体和领导，治是手段、方法和管理。一般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构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重要社会现象。政治与国家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政治。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西方政治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一开始是指城邦中的公民参与统治、管理等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古希腊人认为，人是具有德性的，人生活的意义在于实践自己的德性；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而人也是天生的有德性动物。现代政治是从近现代国家发展起来的，源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权利、民主政治和权力制衡。中国对政治的理解，与西方有着很大差异。中国古代虽然出现了政治一词，《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之论，但古代思想家并不重视政治一词，亦没有展开论述，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思想家虽然关注社会治乱和政治问题，但一般都把政治看成是符合礼仪的道德行为，以及统治者如何管理和教化人民的行为。直至近代，孙中山对政治做出阐述，才和西方政治观念有了相近相似之处。孙中山指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4]通过政治概念的梳理和比较，我们就能理解老子之政治为什么是君人南面之术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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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名哲学而实政治，这与老子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正值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之际，是一个大变革、大动乱的年代。这是一个战乱的年代，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王弼注云：“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曰‘荆棘生也’。”这是一个暴政的年代，统治者横征暴敛，老百姓民不聊生，“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这是一个不公的年代，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天道运行的法则，是减损有余来补给不足；人间的规矩却不是这样，是减损不足来供奉有余。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遭到空前破坏，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发生剧烈变化，“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面对动乱变革局面，如何进行统治管理，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如何找回生命的安顿之地，成为先秦诸子百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关心政治，是时代对诸子百家提出的任务；服务政治，是诸子百家对时代需求的回应。这是先秦时期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发达而抽象思辨和科学技术薄弱的根本原因。司马迁认为，当时诸子百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汉初学者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诸子百家进行分析后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5]“以干世主”“务为治也”，换言之，就是为统治者献计献策，是先秦思想家的共同特征。老子虽然淡泊超脱，也不能例外。胡适就说：“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6]比较而言，在先秦思想家中，老子之政治思想是最为深邃的，这是因为老子把其政治思想奠基于道，为其政治思想找到了形而上本体；同时，从反向思维出发，以反求正，得出无为而治的主张。更重要的是，老子为君王统治着想，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南面之术，从而形成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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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是老子之政治的理论基础。老子创立的学派之所以称为道家，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道不仅是支配宇宙和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循的法则。道的本质规定决定了老子之政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在老子看来，道最重要的本质规定是自然，“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明确了宇宙间有四大要素，即道、天、地、人，四大要素之间是递进的从属关系，进而确定了人从属于天地、从属于大道的地位。自然是道性与道境的最高体现，道法自然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自如其然的意思，由此必然导出无为的主张。老子之政治以自然为价值取向，构筑无为的行为模式，认为政治要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不要扰民，不要过多干预，“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意思是，所以圣人以不欲为欲，不看重难得的奇物；以不学为学，抛弃众人的过失而复归于根本，辅助万物自然成长而不敢作为。在老子看来，道的本质规定是柔弱，“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经常以水喻道，认为水最接近于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而水的主要品质是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柔弱既是自然也是不争，正因为道之柔弱不争，万物才能自生自长，而不会感到外界的压力。老子之政治以柔弱为价值取向，构筑了不争的行为模式，认为政治要坚持柔弱不争的原则，反对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老子看来，道的另一个本质规定是模糊，“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的模糊性，让人看不清楚，也说不清楚，这就成了道的神秘性。老子之政治以模糊为价值取向，构筑了神秘的行为模式，认为政治要像道那样具有模糊性和神秘性。尤其是君王驾驭臣属、统治百姓，更要有神秘感，其所作所为，人皆感到高深莫测；深居简出，人皆不见其体，以为神也。这是老子之政治经常被误解为权谋术的重要原因。“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意思是，古代明于治道之士，幽微精妙，深奥通达，深邃得难以认识。正因为他难以认识，只能勉强加以描述：迟疑慎重啊，就像寒冬赤脚渡河；心怀畏惧啊，如同强敌在四邻；恭敬严肃啊，仿佛外出去做客；顺应潮流啊，恰似春来冰融释；敦厚诚实啊，就像木材未经雕琢；襟怀宽阔啊，就像空旷的山谷；浑厚含蓄啊，就像浊流盈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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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是老子之政治的核心内容。先秦思想家已经明确区分天道与人道两个不同概念，老子强调天道自然，必然推出人道无为的结论，在政治领域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在老子看来，无为而治具有充分的哲学依据，这既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又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的理想是“不知有之”。老子把国家治理分为四种状态，最佳状态是君王顺应自然，把国家治理好了，老百姓却不知道他的存在。“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的途径是无知无欲。在春秋时代，名利的争逐，财货的贪图，伪诈的心智活动，成了社会动乱的根源，使得整个社会混乱无序，因而老子提出了无知无欲的观点，期盼消除人的贪欲，返璞归真。无知不是不要知识，而是不要奸诈的巧智。王弼理解为“守其真也”。“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的原则是柔弱。柔弱是道的本质规定，也是水的基本特点，治国理政效法道，也就是效法柔弱原则。“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在这段话中，至柔与无有本质相通，都是道的显现。意思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纵横出入于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我因此知道无为是有益的。不言的教化，无为的益处，天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的关键是吝惜，“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啬的本义是吝惜财物，这里引申为收敛、节制的处事原则。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的目的是无不为。无为容易被理解为无所事事、没有作为，实则不然。老子之无为只是不强为、不妄为，目的仍然是治和无不为。与有为之政相比，无为而治消解了工具化和形式化的扰民措施，倡导更理想的社会和谐秩序，“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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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之术是老子之政治的根本目的。《汉书》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7]这一论断大致反映了道家学说的总体功用，也适用于对老子之政治的评价。从本质上分析，老子之政治是为君王谋划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对于统治者而言，老子之政治的要义，就是清虚和卑弱两个主题词。张舜徽指出：“我们可以借用俗说‘装糊涂’一语，来揭发南面术核心部分的神秘。我们必须懂得古代专替统治者着想的学者们，考虑到人主才力智慧有限，敌不住臣下和群众的才力智慧，如果亲自动手做事或多发议论，不但不能藏拙，且容易显露破绽，招致臣下和群众的轻视，甚至引起权位莫保的危险。所以南面术中最核心的东西，便是要人主不说话，不做事。”[8]张舜徽的看法虽然有些尖酸刻薄，倒也符合老子的一些观点，“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要致虚守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王弼注云：“归根则静，故曰静。静则复命，故曰复命也。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虚静是统治者稳重的表现，可以做到临危不惧、镇静自若；虚静能使统治者保持清醒头脑，荣辱不惊，在静中洞察事物变化，把握运动规律；虚静还是统治者获胜的保证，即静观其变，以静制动。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要深藏不露，“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薛蕙注云：“利器者，喻国之威武权势之属。示，观也，犹《春秋传》所云观兵黩武也。”[9]这段话指明统治者不可暴露实力，不可锋芒毕露。锋芒太露，是刚强的表现，易招祸端，也不会持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意思是，与其装得过满而溢出，不如及早停止灌注；器具捶得过于尖利，不会长久得以保持。因而统治者要把锋芒藏起来，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实力和底细，以使对手疏于防范，最终抓住时机，攻其不备，克敌制胜。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要居上谦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这段话强调欲上先下、欲前反后，容易给人产生权谋的感觉。由于统治者权势在握，确实会给臣属造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者不是耍弄权威权术，而是能够谦虚谨慎，愿意处下退让，即“善用人者为之下”，那么，臣属就可以成为统治者居上的稳固基础，从而发挥以下安上的作用。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要委曲求全，“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意思是，委屈反能保全，弯曲反能伸直，低洼容易充盈，陈旧反能更新，欠缺就能获得，贪多反而迷惑。因此圣人守道，作为天下的范式。在这段话中，老子以自己的智慧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告诫统治者，事物的正面与反面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和可以转化的，因而不应过分追求全、盈、得，而要处在曲、洼、少的地位，承受委屈的痛苦，把握转化机遇和条件，以求实现政治的目标。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要见微知著，“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意思是，事物发展处于稳定的状态，则易于掌握；事物发展尚未显示征兆的时候，则易于处理；事物发展尚处于脆弱的时候，则易于破灭；事物发展尚处于微弱的时候，则易于散失。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应早做准备，在混乱尚未发生时就应加以治理。这段话告诫统治者，当事物变化尤其祸乱已十分明显、一般人都能感觉到时，再采取措施，往往为时已晚，因而要把可能引起祸患的事物扼杀在萌芽状态。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要欲取先予，“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王弼注云：“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为大，以除将物也，故曰‘微明’也。”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思想，告诫统治者物极必反的道理，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变化，让对方由强变弱，己方由弱变强，最后实现“柔弱胜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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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具有以自我为中心和竞争的本性，因此，权力成为人类关系中最重要的特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政治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现代政治学认为，权力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政治运用权力，一般具有强制性。老子之政治虽然容易被理解为权谋之术，但从整体分析，老子还是希望通过倡导无为主张，去节制和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节制和约束权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这也充分证明了老子的智慧和远见卓识。节制和约束，就是要求统治者公正使用权力。政治说到底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运用的是公共权力，服务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公正公平是政治的本质规定。只有公正公平地使用权力，才能保护公民的权利，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节制和约束，就是要求统治者不可任性使用权力。权力天生具有扩张性，要自觉地把权力控制在法律范围内，确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力天生具有自大性，要避免骄傲自大，防止完全按照掌权者个人的意志去行事；权力天生具有侵犯性，要尊重权利，以权利为基础行使权力，更好地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否则，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既伤害权力主体又伤害权力客体。节制和约束，就是要求统治者不要让权力产生腐败。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防止权力腐败和以权谋私，不仅需要制度规范，而且需要修身养性，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共同约束权力，以维护政治的诚信和公权力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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