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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老子主张无为，明确反对有为，而孔子主张有为，却不反对无为，甚至还赞同无为，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能无为而治的，该是舜了吧！他做些什么呢？只是自己恭恭敬敬，端正地坐在南面天子之位罢了。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实际上也是无为而治的思想。后人对于孔子之无为做出了不同的诠释，有的从德治的角度，认为以德化天下，“不恃赏劝刑威而民自正”；有的从用人的角度，认为“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有的从历史史实的角度，认为“三圣相系，舜据其中，承尧授禹，又何为乎？”意思是，在尧、舜、禹三位圣王中，舜居中，上承尧下启禹，又何必要有作为呢？实质把舜看作无为而治的典范。学界有人认为，老子和孔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都是无为，差别在于通达最高境界的路径不同，老子主张统治者无为，老百姓有为；孔子则主张统治者有为，老百姓无为。刘笑敢研究认为，孔子之无为与老子之无为的大意应该是相通的，差别在于：无为在孔子思想中是理想政治的效果或表现，在老子的思想中是实现社会统治的方法和原则；无为在孔子思想中不过是虚悬一格的理想，并不是关键性的概念和方法，也不是努力的目标，而在老子思想中，无为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最基本的方法，是老子推崇并希望统治者接受的基本理论；孔子之无为而治是通过德化、仁政等原则和方法来实现的，而老子之无为本身就是原则和方法。因此，孔子不讲无为，还是孔子；老子不讲无为，则不成其为老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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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老子之无为，还要认识历史上的无为实践。老子提出无为思想，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秦汉之际，逐步演化为“黄老之学”，并被汉初统治者所采纳，成为治国安邦的指导理论。所谓“黄老之学”，是指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以道家为主，采纳了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根据无为原理，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休养生息、宽刑简政等政治主张。南怀瑾指出：“细读中国几千年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29]中国历史有三大盛世，即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康雍乾盛世，老子的无为思想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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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是第一个自觉运用老子之无为思想治国的王朝。汉初，整个社会一片衰败。刘邦君臣总结秦亡原因是过分有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肆意杀戮，因而实施无为而治。谋士陆贾明确提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30]第一任宰相萧何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利用民众对秦王朝的不满，顺应民意进行政治改革，顺应民心否定秦法。第二任宰相曹参是“萧规曹随”，依然遵行萧何创设的各种制度，并确定清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曹参选择助手和重要官员，专门任用那些不善于言谈的“忠厚长者”，而部下有言辞激切、刻意追求个人声名的，都一律予以斥退。文、景二帝更是有目的地推崇黄老之学，即“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坚持“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汉初实行“什五而税一”，减轻田赋税率，汉文帝继承这一政策，还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田租减为三十税一，进而全免田租。汉文帝自己还十分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和车骑服御都无增加，曾经想造一个露台，当预算需要百金，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从而造就了中国统一以来第一个为历史学者称羡的“文景之治”。唐初也是实施无为而治。继隋末大乱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汲取隋炀帝以苛政而失民、亡国的惨痛教训，采取安抚百姓、休养生息的治邦安民之策。唐太宗李世民以治病和栽树为喻，深刻指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31]正是无为而治，创造了历史上又一个辉煌时代即“贞观之治”，并为唐玄宗“开元盛世”打下了重要根基。康熙则是灵活运用无为思想的榜样，既开创了清王朝统一的局面，又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处在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境地，能够除鳌拜、平三藩，内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前朝遗老，外略蒙藏而开疆拓土，都是深得老子思想之真谛，自然而然契合于老子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挫其锐，解其纷”的法则。为此，康熙特地颁发《老子》一书，嘱咐满族权贵们加以研读，自己则奉为治国之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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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老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研究君人南面之术。如果老子哲学中有着明显的君人南面之术的印记，那主要集中在无为思想之中。张舜徽认为，无为是“劝人君不要亲理庶务，要做到垂拱而治。此中关键在人君能够虚静其心，收敛聪明，尽量利用臣下的才智，而不显露自己的才智，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地”。[32]后人研究认为，对于君王而言，无为就是践行老子所言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要求君王舍弃一己的思虑和意志，依照社会规律自然而然地统治国家、管理社会；不言，要求君王不要过多地发号施令，而要潜移默化地引导百姓民众。无为的关键是选人用人，“主道知人，臣道知事”；而且要“任人而不任智”，诚如《吕氏春秋·知度》所言：“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为奈何为宝。”意思是，有道的君王会依据臣下的能力来任用他们，自己不会去做臣下的工作，只是命令臣下去完成任务而不对他们下诏指点，放弃属于臣下工作的思虑，放弃自己对臣下的意见，安静而虚心地等待臣下把工作做完。不用语言对自己进行夸耀，不夺取臣下的事情自己来做。按照职责检查臣下的工作效果，让臣下自己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君王以不自认聪明为原则，以“奈何”即怎么办询问臣下，要臣下提供办法，充分发掘臣下的才智为己所用，以收无为而治之成效。这是多么神奇而又玄秘深奥的领导方法和艺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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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无为：治国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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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想概念，老子之无为主要在政治和人生领域发挥作用，展示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陈鼓应认为，无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和基点，“我们可以说，老子著书立说最大的动机和目的就在于发挥‘无为’的思想。甚至于他的形而上学也是基因于‘无为’思想而创设的。‘无为’一观念，散布于全书”。同时认为，无为的主要内容是政治，《老子》一书“除了三十七章中以‘无为’来描述‘道’以外，其他《老子》书上凡是谈到‘无为’的地方，都是从政治的立场出发的”。[33]陈鼓应是海内外研究老子的著名专家，他的观点对于理解和把握老子之无为思想，无疑有着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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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为思想，不仅要从语言形式上理解，更要从文本内容上理解。从语言形式分析，无为似乎是否定人的作为，但通读《老子》全书，无为绝不是否定一切行为，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否定的是统治者固执己见，不顾客观规律，不顺应事物之自然，而做出的直接控制和干涉性行为。一般而言，人类的错误通常由两种原因造成，一种是努力不够而没有把事情办好，另一种是过分作为而把事情办坏了。比较而言，努力不够的结果可能会好于过分作为的结果。因为努力不够，虽然没有把事情办好，但毕竟保存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今后还有可能补救和恢复，而过分作为，则不仅会把事情办坏，而且还会损害人力、物力和财力，付出沉重代价，结果是更难以补救和恢复。统治者太想有作为，必然导致过多的直接控制和干涉性行为，从而给社会和他人造成更大伤害。肯定则有两方面的意义，从积极方面而言，“无为而无不为”，即通过无为实现无不为的目的。这是因为万物能够自然而为，无为的意义在于“能辅万物之自然”；从消极方面而言，“无为故无败”，即通过无为，防止失败或走向反面。这是因为统治者顺应万物之自然，没有过多的干涉性活动，也就不会有失败的结局，无为的意义在于维护万物之自然发展。因此，无为之所以比有为更为深刻，就在于它是对经验世界中普遍认可的社会行为和个人习惯的一种取消、限制和修正，而不是全面否定，更没有给予鼓励。无为超越了人们的常识，似乎不可理解，却蕴含着高超的智慧和无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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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是政治，这是老子对无为的本质规定。老子之道虽然不能直接感知，却能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作用。当道作用于天地万事万物时，就能显现出具体的特性，作用于天地运行，其特性显现为“自然”；作用于人类社会，其特性显现为“无为”。人类最大的活动是政治；政治从根本上说，是处理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在老子看来，无为既是政治的本质内容，也是统治者与老百姓关系的基本准则，“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归根结底是无为，而无为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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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统治者对待老百姓要一视同仁，没有偏心和私亲。第五章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意指用草扎成的狗，作为祭祀时使用，祭毕则无所用之。王弼注云：“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苏辙《老子解》亦云：“天地无私，而听万物之自然。故万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老子认为，统治者要顺应民意而不能强加个人的意志。第四十九章指出，统治者宽容对待善与不善之人，和光同尘，促进百姓同归于浑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该章进一步指出：“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歙是指收敛主观的意欲。意思是，统治者收敛自己的主观成见与意欲，使人心思化归于浑朴。百姓都关注他们自己的耳目和聪明，统治者却孩童般的看待他们。老子认为，统治者要给老百姓公平公正，没有弱肉强食。第七十七章对比天之道与人之道，激烈批评人之道的不公平，要求统治者效法天之道，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意思是，天道运行的法则，就像是张弓上弦吧？弦位高了就压低，弦位低了就提高；过高了就加以减损，不够高就加以补足。天道运行的法则，是减损有余来补给不足；人世的规矩却不是这样，是减损不足来供奉有余。谁能拿出有余的东西来供奉给天下人呢？只有有道的人。老子认为，统治者要使老百姓无知无欲，没有智巧和狡诈。第三章首先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分作为，从而把老百姓引向邪路，即“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河上公注云：“贤，谓世俗之贤，去质尚文也。不尚者，不贵之以禄，不贵之以官。”接着指明无为的治理方法，“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意思是，所以有道的统治者的治理方法，是使人心灵开阔，生活安饱，意志柔韧，体魄强健。常使民众没有奸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念。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最后指出无为而治的效果，“为无为，则无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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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是领导，这是老子对无为最重要的规定。现代政治学认为，领导是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运用权力向其下属施加影响力的一种行为或行为过程。领导活动是对人的，每时每刻都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政治主要是处理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关系，那么，领导则主要是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在老子看来，无为在领导领域的延伸，其特性就显现为柔弱。柔弱是领导活动的主要规范，“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这段话以人和草木的生死为例，说明柔弱意味着成长进步、坚强意味着衰老死亡的道理，既体现了老子贵柔的基本思想，也对领导者有着很大启示。领导者身居高位，掌握和调动着更多资源，本身就处于强势地位，如果在领导活动中，还是以强势形象、作风和手段出现，那真会“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自讨没趣、自取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就是兵强则灭的典型。项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悲剧英雄，他的神勇有“千古无二”的赞誉。他和刘邦共同推翻了秦王朝，然后展开了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期间虽然屡屡大败刘邦，但最后还是霸王别姬，兵败自刎于乌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项羽只知刚强而不知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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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以江海为喻，告诫领导者要像江海那样甘居下流、吸纳百川，“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是由水组成的，老子喜欢水，经常以水为喻说明道理。水是最柔弱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且，水蕴含着柔弱的所有基因，这就是利物、居下、不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王弼认为，水的品格接近于道，“道无水有，故曰‘几’也”。老子认为，领导要利物，善于帮助人，为他人服务，而不是一味地颐指气使。第二十七章首先强调领导活动要顺乎自然，合乎本性，“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意思是，善于行走的，不留痕迹；善于言谈的，没有过失；善于计算的，不用筹码；善于关闭的，不用栓锁使人不能开；善于捆缚的，不用绳索却使人不能解。接着指出领导既要帮助善人，也要帮助不善之人，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释德清注云：“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故曰袭明。”最后指出无论善人还是不善之人，都是领导活动的组成部分，有着不同的功用和积极意义，“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意思是，所以善可以作为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可以作为善人的镜鉴。不尊重他的老师，不珍惜他的镜鉴，虽然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大糊涂。这真是个精深奥妙的道理。老子认为，领导要居下，虚怀若谷，知雄守雌，不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第六十八章以军事和用人为例，说明强者要守弱，领导者要谦虚居下，“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古之极，意指古时极致的境界。第六十一章以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说明大国要居下，意喻领导者身处高位也要谦卑低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意思是，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可以会聚小国；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以见容于大国。所以有时谦下而会聚，有时谦下而见容。大国不过要聚养小国，小国不过要求容于大国。这样大国小国都可以达到欲望。大国尤其应该谦下。老子认为，领导要不争，尤其不要与下属争功、争名、争利。《老子》一书通常从天之道与人之道的结合上谈论不争的意义，认为不争是人之道效仿天之道，是学道、悟道、用道的集中表现，这就是圣人。第七十三章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八十一章最后指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由此可知，老子所谓的不争，不是消极无为，而是不争之争，是善胜的不争、有作为的不争。什么是不争呢？第二章指出：“功成而弗居”；第三十四章指出：“功成不名有”；第九章指出：“功遂身退，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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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是人生，这是老子对无为的基础规定。无论政治还是领导，都是人的行为、主体的作为；政治的无为、领导的无为，都是立足于人生无为的基础。如果说领导的无为是向外的和对人的，可称之为“外向无为”，那么，人生的无为则是对内的和心理的，可称之为“内向无为”。在老子看来，无为在人生过程的展示，其特性就显现为虚静。虚静是人生的基本要求，主要是处理好人自身的关系，这就是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始终保持心灵的安宁平和，“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释德清释命为“人之自性”。意思是，致虚和守静的功夫，做到极致的境界。万物蓬勃生长，我看出往复循环的道理。万物纷纷纭纭，各自返回到它的本根。返回本根叫作静，静叫作回归本原。回归本原是永恒的规律，认识永恒的规律叫作明，不认识永恒的规律，轻举妄动就会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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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人生要保持虚静，就须舍弃巧智和欲望。第十九章强调要舍弃巧智，认为巧智是文饰之物，不利于修身和治理天下。“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第十二章则具体指出物欲的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纷繁的韵律使人两耳失聪，盛美的佳肴使人胃口损伤，纵情于打猎使人心浮意狂，稀世的珍品使人行为不端。所以圣人关注能否温饱，摒弃耳目的奢望，使生活保持稳定正常。老子认为，人生要保持虚静，就须谦虚谨慎。第二十二章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通过正反矛盾的转化，阐明谦虚的道理。先是提出几个正反转化的关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进而指出谦虚的积极意义，“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意思是，所以有道的人坚守道的原则作为天下事理的范式。不自我表扬，反能显明；不自以为是，反能彰显；不自己夸耀，反能见功；不自我矜持，反能长久。最后指明谦虚也是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老子认为，人生要保持虚静，就须慎小慎微、慎终如始。第六十三章指出，人生要以小积大、从易做起，孜孜不倦地追求无为而无不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第六十四章认为，人生的追求必须从基础做起，锲而不舍、善始善终，避免功亏一篑、几成而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意思是，合抱的大树，生于细小的萌芽；九层的高台，起于最初的堆土；千里的远行，就从脚下开始。有所作为就会失败，有所把持就会失去，所以圣人无所作为就不会有失败，无所把持就不会有失去。人们做事，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失败了。慎重对待事情的终结，就像对待开始一样，就不会有失败之事。老子认为，人生要保持虚静，就须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似乎是对人自身的有为，实则是为了祛除心灵上的遮蔽，做到心灵上的无为。第四十八章区分为学与为道的差别，阐明修身养性的意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修身养性，归根到底是修德。德是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属于人的本性，是自我立身处世的根基。第五十四章强调从治身到治国不同范围内修德的重要性，“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意思是，这种得道的品德，修于身就表现出真实的德性，修于家就表现出充满有余的德性，修于乡就表现出长久深远的德性，修于邦国就表现出丰厚的德性，修于天下就表现出无所不周、泽被万物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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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志林》讲了一个刘凝之与沈麟士的故事，对于理解和把握老子之无为思想很有启示。“刘凝之为人所著履，即与之，此人后得失履，送还，不肯复取。又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邻人得所失履，送还，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故事的大意是，刘凝之被人指认穿错了鞋，就把自己的鞋子给了那人。那人后来找回了丢失的鞋子，送还刘凝之的鞋子，刘凝之却不肯接受。沈麟士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与刘凝之不同的是，当邻居把鞋送回时，沈麟士笑着收下了，没有指责邻居的诬陷，也没有让邻居赔礼道歉，更没有嫌邻居穿过的鞋不干净而拒绝。从无为的角度分析，刘凝之修身还不到家，只退了半步，邻人要鞋可以，还鞋则不可；沈麟士则修身到家，其行为的突出表现是内心平静，最大的特点是自然而然。无论邻人要鞋或是还鞋，沈麟士都做到了得失不计、淡然处之。无为是道法自然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是人如何与自然和社会相处的方式，而且也是人如何与自己的心灵、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就人生而言，无为，是尊重生命本身及其内在的力量和美好，不盲目设计、不主动操控、不刻意追求，让每一个生命都能生机勃勃地存在，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自由自在地发展，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无为，不是消极等待，不是放弃拼搏，不是听天由命，而是顺应事物本性的无不为，该奋斗还要奋斗，该拼搏还要拼搏，只不过不那么任性、好强，得之不骄、失之不馁，胜固可喜、败亦坦然。无为，就要像沈麟士那样难得糊涂，退一步海阔天空，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在成全邻人的同时也完善了自己，做了自己的真正主人。无怪乎，苏东坡评论道：“此虽小事，然处事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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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不争：为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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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是老子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老子》一书中，不争一词共出现了八次，分布于七章之中，最重要的是，老子把不争作为全书的结尾和压轴词，“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由此可见老子对不争概念的喜爱和偏好。人类社会充满着竞争，在人与自然之间，人总是想征服自然，过度地向自然索取；在国与国之间，是争领土、争人口、争市场、争资源；在人与人之间，是争名、争利、争权力、争地位；在肉体与心灵之间，人总是为物欲所累，人心不足蛇吞象。因此，老子之不争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争是敬重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抱着谦卑的心理，不与自然界争斗，以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争是以人为本，“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就是抱着谦和的态度，不与人争执，不仅无功不争，而且有功也不争，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争是对别国领土主权的尊重，大国与小国则“大者宜为下”，就是抱着谦虚的姿势，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争是保持内心的清虚，“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就是心灵不被肉体束缚，不以肉体为归宿，也不受金钱美色财物迷惑，减少贪心贪欲，促进身心的和谐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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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不争思想的形成既有社会现实的依据，更有哲学上的理论依据，这就是道论。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亦称天道。老子认为，道是天下万物的本体和依归，天下万事万物遵道而行、顺道而为。天道无为，无为则不争。“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庄子的解释是“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即天道无为致使天清地宁。人道效法天道无为，就是不争，“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天道无私，无私则不争。“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王弼注云：“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如果人道也像天道那样无私，就不会发生为私利而争斗的事情，“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思是，圣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众人之后，他的所得反而先于众人；他总是将自己置之度外，其自身反倒得到保全。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无私吗？他反而成就了伟业。天道公平，公平则不争。“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不公平本身就是争斗的产物，并且必然会引起进一步争斗。人道效法天道，就是坚持公平，以消除争斗，“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意思是，谁能拿出有余的东西来供奉天下人呢？只有有道之人。所以圣人有所作为却不自恃己能，有所成就却不自居有功，他是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贤能吧。天道善利，善利则不争。“天之道，利而不害。”正因为天道只做有利于万物的事情，而不加害于万物，世界才得以繁荣，万物才得以蓬勃生长。人道也应像天道那样，尽量摒弃主观意志和个人成见，尽其所能去做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事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有了这种胸怀，人与人之间还会产生争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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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争斗的最高形式是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记载的5500多年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战争是一种集体和组织相互使用暴力、虐袭的行为，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战争的代价巨大，无论对哪一方都是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亿人口卷入战乱，各方伤亡人数达3000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卷入其中，约9000万士兵和平民伤亡。老子对战争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这是不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他的人道精神和人文情怀。老子认为，战争是政治昏乱的表现和统治者贪欲的泛滥，“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意思是，天下有道政治清明，把奔跑的战马退回去耕作；天下无道政治昏乱，战马兴起于郊野。没有比多欲更大的罪过，没有比贪心更惨的灾难，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祸患。所以知道满足的满足，就是永远的满足。老子既反对战争又反对兵器，认为有道之人是不喜欢使用兵器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看到战争给老百姓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指出战争的后果是灾荒和老百姓遭殃，“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意思是，以道辅佐国君的人，不靠兵力强行天下，发动战争很快就会遭到报应。军队驻扎的地方，就会荆棘丛生；打了大仗之后，必定有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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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善作比喻，他最喜欢的喻体是水。《老子》第八章以水为喻，对不争思想做了比较集中的论述，并在这一章中两次用了不争的概念。“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意思是，最高尚的品格就像水，水能够滋养万物而不争先，安居于人所厌恶的低处，因此它的行为最接近于道。居处趋下让人，心如深渊包含万物，交往真诚而友善，诺言诚实而有信，为政顺道而善治，办事有条不紊，举动应时而有节。因为他不与万物相争，所以就能避免怨咎。在这段话中，老子没有把善利万物看成是“无尤”的保证，而把不争看成是“无尤”的保证，具有极高的智慧。因为善利万物后，如果要求得到自己那一份或自己所期望的回馈和报答，那就可能酝酿着冲突和争斗，往往会产生同党相争、兄弟阋墙和亲朋反目的现象。老子思想的超越之处在于，他把不争看成水的基本品格，即善利万物后不要求别人的认可、表扬和回报，强调只有不争，才能达到“上善”的境界；只有不争，才能善利万物；只有不争，才能“处众人之所恶”，不惧“人恶卑也”；只有不争，才能成为“无尤”的人，没有过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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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不争的前提是知足知止。人类争斗的主要原因是贪欲；要避免无谓的争斗，就得防止贪欲。贪欲是贪心和欲望的结合，就是过分的要求和无休止的索取。佛经认为，贪欲建立在眼、耳、鼻、舌、身、意等感官和意识之中，换言之，感官和意识是贪欲的基本来源。所以，老子指出贪欲、骄奢淫逸、纵情声色犬马，必然伤害人的品性，导致人的争斗，“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对于欲望，老子并不简单地反对，他只是要求少私寡欲、知足知止。欲望能够知足知止，就是正常的；不能够知足知止，就会变成贪欲。贪欲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段话指出了贪求名利的弊害，告诫世人只有知足知止，方能免受屈辱、避祸全生。《老子》一书多次提到知足知止，这既是不争的前提，又与不争的含义相近。贪欲中危害最大的是对权力的欲望，知足知止重点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第三十三章讲的是知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云：“知足者自不失，故富也。”这段话广泛涉及知识、学习、力量、财富、志向和长寿的内容，句句都是人格修养的至理名言。尤其是“知足者富”，更有着警示作用。如果自己不知足，心里就有烦恼，怎么会感到富呢？由于不知足，如果还去和别人争斗，无论输赢，对身心都是一种伤害，就更不可能感到富了。第三十二章讲的是知止，“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王弼注始制为“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意思是，万物兴作就产生了各种名称，各种名称已经制定了，就知道有个限度，知道有所限度，就可以避免危险。这段话是说明事物特别是官场有了规则，就应按规则行事，如果违反规则，就会引起矛盾和争斗，招致灾祸。当然，贪欲是人类共同的现象，统治者有贪欲，一般民众也会有贪欲。老子认为，应从统治者和民众两个方面来努力，返璞归真，消除人的贪欲，去除争斗和动乱的根源。由于社会现实的丑恶和影响，容易使人产生贪欲、纷争和盗心，老子就强调净化民众的心灵，减少贪欲之心，保证他们能够过上温饱的生活，使其体魄强健，从而成为健康完善的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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