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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596 老子今注今译 [:1702013417]
1702013597 老子今注今译 三次修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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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599 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一大批帛书,其中帛书甲、乙本《老子》尤引人注目。岂料二十年后,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又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竹简,其中竟然出现三种《老子》摘抄本。消息传出,举世学子奔相走告。这批比马王堆帛书早上百年的珍贵文献,终于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彙编成册(《郭店楚墓竹简》)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问世。我们能目睹这一世界最古老的《老子》抄本,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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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01 郭店楚墓整理者彭浩先生根据竹简形制及长短不同,将多种简文《老子》分成甲、乙、丙三组,这三组《老子》摘抄本字数约当今本三分之一。章次安排与今本大不相同。拿通行本来仔细核对,可以发现章次虽迴異,但各本文义顺序及其内容基本一致。三组简文抄写内容上各不相复,仅有一节相应于通行本六十四章下段文字,重出于甲、丙组中,两相对比,丙组中的文句与马王堆帛本及通行本接近。通体观察,我们认为甲组文义接近《老子》祖本,它的抄写年代,距离老聃逝世可能仅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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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03 郭店简文《老子》的问世,不仅打破了《老子》晚出说的谬误,也大大扩展了老学宽广的伦理空间。中外学者在这些方面纷纷发表专文讨论,读者有兴趣,请参看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十七辑专刊《郭店楚墓〈老子〉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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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05 在多种通行本中,王弼本对历代影响最大。所以本书仍以王本为主,参照其他各古本进行校释。年前曾据马王堆帛书本,做了一次慎審的修改,如今郭店简本的公布,我不得不再次进行修订。我想这该是我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为《老子今注今译》修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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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07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台大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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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13 老子今注今译 二次修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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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15 本书于1970年初版,三年后曾略作修订。由于我长期滞留海外,自1973年修订后,迄未改版。我在北京大学多次开设老庄哲学课程,对于本书【注释】部分早就感到有重新修改的必要。前年夏天,我回到阔别十四年的台北,承商务总经理张连生先生面允,修改后重新排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一家出版。我遂于去年秋冬着手整理,日前完稿。这次修订,主要在【注释】部分进行了较多的更改,而【引述】部分,仍维持原样,以保持我先前的观点。我在写这序文时,悉获湖北荆门市出土了一批比马王堆汉墓帛书更早的竹简,其中与《老子》有关的残简尤引人瞩目。该墓葬早至战国中期,是则古史辨派学者所谓《老子》成书晚期说,更加不能成立。此前,我曾多次为文力主《老子》为老聃自著,其成书早于《论语》(近年来我曾发表过〈老学先于孔学〉、〈老子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老子与先秦道学各流派〉、〈论老子晚出说在考证方法常见的谬误〉、〈墨子与老子思想上的联系〉等文,前三文收在拙著《老庄新论》书中,后两文刊在《道家文化研究》第四、五辑。我对老学有些新的观点,则尚未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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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17 近五六年,在我已发表的论文里,有两个论题引起学界广泛的争论:一是《易传》学派性质的问题,一是道家主干说。前者,我连续写了十几篇文章,推翻《易传》是儒家作品的旧说,而论证它是道家学派之作(现已汇集成册《易传与道家思想》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我曾撰文论说中国哲学的主干部分是道家思想而非儒家。今后的几年我将在这一课题上,继续探讨。在我近来写的文章里,我曾一再提到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认为中国“哲学的突破”始于老子。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史,越往下探索,越深入研究,就越会认识到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影响,远超过其他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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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19 中国古典文化译成外国文字,以《老子》的译本最多,时至今日,每年仍有多种不同的老子译本问世。在众多研究著述中,对老子原文的阐释,也常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拙著也只是提供一得之愚,尚祈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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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21 1996年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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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27 老子今注今译 修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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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29 一、本书正文以中华书局据华亭张氏所刊王弼注本为主,这个本子“玄”字因避清圣祖讳而改为“元”字,现在都把它改正过来。王注本有误字或错简的,根据其他古本或近代校诂学者的考订改正,并在注释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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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31 二、本书的〔引述〕部分,是我自己的意见,聊供一得之愚。〔注释〕部分,选集前人在《老》学上的精辟解说。这方面的工作花费的时间最多。本书写作期间,曾参考古今注书一百多种,〔今译〕基本上是依前人注解而语译,此外参看张默生《老子章句新释》与任继愈《老子今译》等书。本书修订版并参考严灵峰《老子达解》的“语译”部分,尽量求译文的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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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33 三、本书初版,没有提老子其人及其书的问题。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前人讨论得很多,而且由于古籍在这方面资料的欠缺,有些问题实在无法探出一个究竟来。然而学者们在这方面费的精力甚多,思想方面反倒略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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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35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替老子作了一个四百多字的传,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从梁启超在民国十一年撰文提出质疑开始,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多达五十万字的文章,都搜集到《古史辨》这部书上。梁启超和他的附和者提出了许多疑问和意见,张煦和胡适等人则作了有力的批驳。对于这类问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参看《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在这里,仅综合各家的意见,对老子其人及其书的问题,作下面几点简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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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37 (一)关于姓名的问题:《史记》传文中说:“老子者,姓李氏,名耳,……谥曰聃。”老子即老聃是可以确认的,先秦古书中可以为证(如《庄子》书上同一段话,前称老聃,接着又称老子)。关于“老子”有二说:一说“老”是尊称,“老子”即后人所谓老先生的意思。一说“老”是姓氏,当时称“子”的,如孔子、有子、曾子、阳子、墨子、孟子、庄子、惠子,以及其余,都在氏族下面加“子”字(参看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老聃或当姓老。古有老姓而无李姓:《世本》:“颛顼子有老童。”《风俗通义》:“老氏,颛帝子老童之后。”《左传》成公十五年《传》:“宋有司马老佐。”又昭公十四年《传》:“鲁有司徒老祁。”可证古有以老为姓,而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姓李者(见高亨《老子正诂》前记),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提到“李耳”,或由“老聃”两字转出亦未可知。“耳”和“聃”字义相应。“老”和“李”古音同,“李”姓或由“老”姓转出,如荀卿转为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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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39 (二)关于问礼的问题:孔子问礼于老聃,《史记·孔子世家》所载与本传所载稍异,但对问礼一事,则确认无疑。关于孔老相会和孔子学于老子的记载,见于《礼记·曾子问》四次,《庄子》五次(见〈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及〈知北游〉各篇)。此外也见于《孔子家语》和《吕氏春秋》(〈当染篇〉)。孔子访老聃的故事出现在不同学派的典籍上,“在传说不同的系统中,而发现可以互证的材料,则不能不说是有力的材料。”(语见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附《中国人性论史》内)“孔子问礼的传说,春秋以及战国,必定是很流行,所以儒家都不能为他抑低孔子而埋没他。”(语见陈荣捷《战国道家》,载于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四十四本)。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事,依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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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41 (三)著作时代问题:梁启超认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这说法自然引出《老》书与《论语》著作先后的问题,也引出《老》书与《庄》书先后的问题。关于前者,颇可讨论;关于后者,实无须费笔墨。因《老》书前于《庄》书是不成问题的事,不仅《庄子》书上辄引“老聃”其人及《老子》书文可证,从他书中也可明证。如《战国策·齐策》载:“颜斶曰: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这文出自老子三十九章。颜斶与齐宣王同时,亦即与庄子同时;这时《老子》已成书,也就是成于《庄子》之前的“铁证”(见严灵峰〈辩老子书不后于庄子书〉)。下面就出书时代问题分数项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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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3643 (1)关于使用名词:梁启超说:“《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张煦随即指出梁氏的疏误:“《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联用吗?《易·坎彖》:‘王公被险以守其国。’〈离象〉:‘六五之吉离王公也。’不是‘王公’联用吗?”又说:“《易·系辞下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左传》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仁义为文,与老子所说‘绝仁弃义’‘先仁而后义’有何不同?《史记》引周初所制谥法云:‘仁义之所往为王。’周初谥法篇义与此合,早以仁义为联同,与老子‘大道废而后有仁义’有何不同?”(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见《古史辨》第四册下编三一七页)张煦并指出梁氏误把“取天下”的取字作《三国演义》“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取字。这句旧注:“取,治也。”所以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即“无为而治”的意思,梁任公没有弄清楚这句话的原义。至于以“万乘之君”一句作为战国时证据也不能成立,张季同指出《论语·先进》:“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可见千乘之国正是被大国蹂凌的小国,所以,在春秋时说万乘之国当然是十分可以的(见张季同〈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古史辨》第四册下编四三一页)。此外有人认为《老子》第三章“不尚贤”句是《老》书晚于墨子尚贤思想之证,唐兰辩称:“‘不尚贤使民不争’,更是与墨子的尚贤不相干,‘贤’字是当时一个流行底题目,和‘道’、‘德’、‘仁’、‘义’、‘名’、‘实’一样,各家的学说里都要讨论一下,决不能说某书受某书影响的。”(见《古史辨》第四册三四九页)。有关其他词句的议论,可参看《古史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根据几个片语只字来考订著作的年代是不可靠的。除非能把整本书的大部分和主要部分都加以审定,否则不能仅摸索到书中几个字句有疑问而据以推定全书都有疑问。梁启超等人妄断《列子》是魏晋时代的伪作,所持的态度和论点都是同样地误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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