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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被提到的观念一定是天和天命。作为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字眼，天的权威贯穿在儒家产生前后几千年的历史之中。在最古老的书籍《尚书》和《诗经》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天在当时人心灵中间的崇高地位。人类以及人类世界中最重要的权力都来自于天，《商颂·玄鸟》如此叙述商人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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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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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乃是承天之命而降生在大地之上，也在同样的天命之中，汤才正彼四方，奄有九州。与天同质的词汇是帝，郑笺：“古帝，天也。”天与帝在古人的叙述中经常交叉使用，如《玄鸟》云天命生商，《长发》则云“帝立子生商”。又如《周颂·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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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界，陈常于时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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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稷乃是周人的始祖，在后代的心目中，正是因为与天的联系，后稷才能够奠定周人成功的基础。在这段话中，天与帝也是交互使用。尽管郭沫若认为帝和天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譬如“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6)作为至上神的帝同时也是殷商的祖先神，周代殷之后，帝才被天所取代。但这个说法并不能得到文献的强有力支持，在更多的时候，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天和帝似乎可以彼此取代，因此陈梦家认为，帝就是昊天的别称。(7)《周书·召诰》中的“皇天上帝”和《大雅·云汉》的“昊天上帝”之称似乎都能显示这一点。在这种理解之下，文献中某些提到帝的地方，也都可以看作是有关天的论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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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和帝的信仰起源于何时，还是一个无法完全确定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尚书·尧典》中的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那么，在夏代之前，就已经有对天地山川的系统祭祀。这很显然是以对天帝的信仰和崇拜为前提的。无论如何，从卜辞来看，其祭祀的对象属于天神类的就有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等。因此，至少在殷商时代，对于天和帝的信仰就已经很确定地存在。这在《尚书》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从《汤誓》到《微子》，作为主宰的天和帝的观念都贯穿在其中，讨伐夏桀是秉承天命，《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而殷商的堕落也是天的意志，《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至于王朝的存亡，纣王也以“呜呼！我生不有命于天”（《西伯戡黎》）的说法，表达出天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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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在最初就继承了商人对于天的信仰，以《诗经》为例，《大雅》和《周颂》非常集中地表现出周人心目中天和帝的权威。如《大雅·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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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此文王，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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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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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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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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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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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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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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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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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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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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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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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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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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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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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之旅，其会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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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于牧野，维予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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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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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段落中，以“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等句子为代表，文王、武王与天、帝的紧密关系被突出地呈现出来。《周颂·昊天有成命》更简单地将这概括为“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所谓二后，即指文、武二王。他们受命于天，奠定了周人的王业。此外，在《尚书》的《泰誓》和《牧誓》中，武王也一直强调自己是在遵照天的意志，恭行“天之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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