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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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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其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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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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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的君子和小人的用法，很显然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上地位和身份的内涵，而主要表示人格生命的高下。我们试比较一下此前出现的君子和小人对举的情形，如《诗经·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正义云：“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很显然是在地位和身份的意义上使用的。又如《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古之制也。”以及《国语·鲁语下》：“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古之训也。”亦是如此。余英时说：“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15)从《论语》大量地关于君子的描述来看，这个说法是确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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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作为人伦之至，代表着儒家所理解的最高人格理想。或许正由于其高不可攀，所以孔子与其弟子对此几无讨论。《论语》中“君子”一词屡见，但“圣”及“圣人”仅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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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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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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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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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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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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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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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有的几条主要是在渲染圣人的不可企及。由第一条可知圣远高于仁，即便是尧舜等与圣都有一间未达，他人则可想而知。圣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德，还有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之位。此种位置的获得与否属于孟子所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之列，所以对一般人而言，比较现实的是追求成为一个“仁者”。第二条同样比较圣人和君子，通过君子可见而圣人不可见，来突出君子的现实性。第三条是孔子自称未至于圣和仁，固然有谦虚的成分，但也可以看作是真实生命的表达。颜回“三月不违仁”（《雍也》）已经是大不易之事，孔子自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才可以看作是达到了仁的自由境界。第四条则是他人评价孔子为圣者，而孔子不敢居，只是以君子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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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八节 孔子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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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弟讲学的基础之上，一个在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团体开始出现，这就是儒或者儒家。孔子的授徒教学，开始于三十岁左右，(16)到其辞世为止，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年。秉承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有教无类”原则，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详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弟子中最著名者有所谓“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除此之外，有子、曾子、子张等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并在编纂《论语》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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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人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是所谓的儒，他们构成的团体和思想派别就是儒家。但是在《论语》中，很少能够看到他们自称“儒”的情形，甚至“儒”字的出现也只有如下的一处，《雍也》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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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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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来看，孔子和弟子们以“儒”自居是不必怀疑的。当然，我们同时可以看到的是在“儒”内部进行的区分，即君子儒和小人儒。可以肯定的是，“儒”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身份，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孔子和弟子们的工作应该和“儒”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不然，他们也不会被称为“儒”或者以“儒”自居。关于儒的身份和角色，20世纪以来，有着众多的讨论。如章太炎著有颇具影响的《原儒》一文，以为儒之名可以有广狭不同的意义。章氏主张儒有三科：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即儒家者流。这三科之间其实有着历史和逻辑的联系，作为术士的儒应该出现最早，儒家者流则最为晚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在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钱穆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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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习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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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儒，以道得民”，如果此言不虚的话，那么这里的“儒”就该是通习六艺之士，在礼乐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及其弟子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他们的工作，因此也被称为儒。但此儒和彼儒是不同的，彼儒不过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此儒则是一个新的意义世界的开创者。孔子所谓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分，其根本也许在此。后来荀子一直强调官人百吏和士君子的分别，以为“官人守数，君子养原”（《荀子·君道》），继承的正是这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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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中分化出来的君子儒就是后世我们熟悉的儒者，其最早的代表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从《论语》等文献的记载看，孔子和弟子们经常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譬如孔子周游列国之时，就有很多的弟子追随。孔子闲居的时候，弟子也经常问学随侍于左右。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以学术和政治为主要关注的知识团体。学术是指其教和学的功能，其内容除《诗》、《书》等经典之外，如《论语》上所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可知其所注重的主要是以礼乐为主的德行。政治是指其对实际世界的关注和强烈的出仕冲动，孔子和其弟子们的教学实践和出仕活动是相辅相成的，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子张》）学和仕构成了儒者团体的主要性格。学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指向仕的德行储备；仕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追求，而是道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落实。这种学与仕的紧密联系使得儒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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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派别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孔子，而孔子个人的生活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儒家学与仕结合的精神，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们。通过《论语》，我们还能想象和还原一些以孔子为中心的儒者团体的生活。他们切磋古代的经典、琢磨德目的意义、谈论各自的志向、评论古人的得失，他们希望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以实践其仁义和礼乐的价值理想。尽管我们也能看到某些分歧甚至争执的情形，但弟子们对于孔子的热爱和尊敬是毋需怀疑的。这种热爱和尊敬对于一个团体的凝聚力而言是必要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曾经如此赞美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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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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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弟子心目中孔子的伟大形象，以及其教化和感召的力量。这并非说孔子就是一个没有过失的完人，“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不过是七十岁以后的事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以圣或者仁自居，只是谦虚地承认自己是个“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或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的人。过失当然是难免的，但如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不是因为没有过失，而是过而能改，或者如颜回般的“不贰过”（《雍也》）。这正是孔子的伟大和动人处，唯有真实，才能真实地动人。因此在有人贬低甚至诋毁孔子的时候，弟子们表现出了坚定的捍卫态度。以子贡为例，《子张》篇有如下的几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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