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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二十四章，似乎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篇中提到的弟子有子游、子路、子张、子贡和宰我等，孔子的儿子伯鱼也有出现，是孔子告诫他学习《周南》和《召南》的。其中子路出现的次数最多，共四次。该篇中表现出的孔子形象与《述而》、《子罕》等篇明显不同，值得注意。一是仕与不仕的尴尬，这从“阳货欲见孔子”章、“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佛肸召”章等中看的非常明显。二是愤世嫉俗的心情，这表现在对人物以及世风尖刻的评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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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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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十一章，其内容主要是对一些人物的评论，如殷之三仁、周之八士等，似乎借此来揭示儒家的理想人格。篇中记载了隐者和逸民，也似乎是有意在儒家之隐者和一般的隐者之间划出一个界限。其论伯夷、叔齐、柳下惠及夫子自道的一段，明显与《孟子》有关，当为孟子之所本。试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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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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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万章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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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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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孟子·公孙丑》亦论伯夷、柳下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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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呃穷而不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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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子》篇所记孔子之言都类似。此外，《公孙丑》篇还论及微子、比干和箕子，即《微子》篇所谓的“殷有三仁”，显示出该篇或与《微子》篇有些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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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来看，尽管《论语》的后五篇有晚出的迹象，那只是相对于孔子弟子而言的。若说晚于孟子，似乎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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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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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全部是记载孔子弟子的话，而且主要是晚期弟子，如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只有子贡属于早期弟子。而且从内容上来看，子贡的话主要是对孔子的赞美之辞，与子张等说明自己的想法不同。这种情形，更让我们觉得该篇的材料明显是有意编辑在一起的，而且属于孔子后进弟子的系统。其中弟子之间互相批评的记载，对于研究孔门弟子的分化，很有价值。子张、子夏和子游在孟子中也经常一并提及，公孙丑曾问孟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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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回则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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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当时在儒家内部对孔门弟子有这样的评价。这明显是偏重于所谓的德行之儒，而贬低文学之儒。又《滕文公》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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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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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子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从整部《孟子》看，孟子对曾子是非常尊重的。看来在后进弟子中，子夏、子游、子张虽然有别，但有更多的一致性，而曾子则更独立一些。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也对三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不及曾子。如果考虑到《论语》一书中全部称“曾子”，但对子夏子游等却从未称“子”的情形，似乎对曾子的尊崇在很早就已经开始。孟子、荀子不过是其余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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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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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只三章，其体例与他篇不类。首章称述尧舜禹汤武王和孔子之语，有编织“道统”的味道。孔子虽也以崇敬的语气提到过尧舜禹等，但从未称述过他们的话，而且他更重视“周”、“东周”、“文王”、“周公”等。这里的追溯，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感觉。篇中又提到子张问孔子，或许与子张之儒有关。子张陈人，陈为舜后，《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张氏之贱儒”是“禹行而舜趋”，大概是对尧舜禹非常景仰的，正与该篇称述尧舜禹的风格类似。所以说该篇是子张的后学所编，极有可能。进一步看，该篇所云“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与《阳货》篇孔子答子张的话几乎相同，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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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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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经过比较，大部分人都会相信《尧曰》篇的那段话应该与此是同样的来源，当为子张所记。另外，该篇所述尧舜禹所传之十六字箴言，以“允执其中”为核心，与孟子所说“子莫执中”倒是合拍。而据钱穆先生的说法，这子莫，正是《说苑·修文》篇提到的颛孙子莫，也就是子张的儿子申详。(27)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说法的话，倒给前面的推理又增加了些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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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对《论语》各篇的简要分析来看，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每一篇都不是随意杂凑起来的，相反，它们都有明显的组织材料的痕迹，虽然每篇中材料的组织原则并不相同。这些组织原则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的几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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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篇之内只有单一的主题。譬如《学而》篇的主题是论学、《八佾》篇的主题是礼乐、《公冶长》篇的主题是孔子与弟子和时人的相互评论等，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雍也》、《述而》、《乡党》、《先进》和《子张》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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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篇之中包含不同的主题。属于这一类的有《为政》、《子罕》、《颜渊》、《子路》、《微子》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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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虽缺少明显的主题，但怀疑为某一弟子或其后学所编辑者，如《里仁》篇之于子游、《泰伯》篇之于曾子、《宪问》篇之于原宪、《尧曰》篇之于子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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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只是初步的归纳，但我觉得这样的归纳对于我们试图复原《论语》编辑过程的努力应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可能有哪些人参与了编辑的工作、当时可能的编辑和分工情形，等等。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部分的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早期儒学的研究来说，意义更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可以先对上述的几个编辑原则进行一下分析，看看能够从中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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