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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庶、众、教，就是上引《尊德义》的民富、民众和教道，这三者是一一对应的，无丝毫的加减。可知《尊德义》的作者对《论语》这一条是很熟悉的。作者这里对于富和众之后为什么还需要“教”给出了解释，那就是富并不见得就和，而不和就不安，不安就不乐；众也不见得就治，不治则不顺，不顺也就不平。要想和顺、平乐，教就是必要的了。但教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这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礼乐，一类是辩说、技艺、权谋、言、事等。作者的先后取舍是很明白的，前一类的礼乐就是“德”，这是根本的东西，所谓先人以德，百姓就会向善。对后一类的东西，我以为作者并不是完全的排斥，而是要有德做基础，否则的话就会有争、寡信、淫昏等不善的结果。这种想法，与“君子不器”的主张也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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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上述两段可以和《论语》对应的文字外，《尊德义》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篇中出现了“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重义集理，言此章也”的话。从“言此章也”来看，它很可能是对某个文献的某一章的解释。从其与《论语》的密切关系来看，这个文献会不会就是《论语》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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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分章，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可知的，如《诗经》原本就有“章”的称呼，所以春秋时人有“断章取义”的说法。郭店的文献中，像《缁衣》就被分为二十三章，章与章之间都有某种符号分开。《老子》和《太一生水》也是如此。至于《论语》，各种传世的本子都在篇中分章，虽然分法并不相同。定州发现的最早《论语》传本，在每一篇中也分章。上面提到的可以和《尊德义》相比较的部分，涉及到的就是《论语》的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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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德义》的拼接情况来看，“言此章也”句出现的那只竹简在原整理者那里被安置在该篇的最后。实际上，该简肯定不是篇末简，因为它的末端没有通常篇末简都会出现的符号。所以后来有些学者在重新拼接的时候对该简的位置进行了调整。如把它置于上引“善者民必富”段的后面等。这种调整当然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从整个篇来看，不管这只简在什么位置，都不大影响我们将要进行的推论。这个推论就是：整个《尊德义》一篇可以看作是对《论语》“道之以政”章的解释。该章见于《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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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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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的主题是提出两种治国的方法，比较其差别。其取舍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以德和礼来治民，而反对用政和刑的办法。这与《尊德义》的宗旨是完全相同。该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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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去忿戾，改惎胜，为人上者之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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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义”固然是“道之以德”，“明乎民伦”，人伦之所归就是“礼”，这和“齐之以礼”也无二致。这正是《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另外的说法。《尊德义》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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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与刑，祸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爵位，所以信其然也。征侵，所以攻□［也］。刑［罚］，所以□与也。杀戮，所以除害也。不由其道，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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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批评的正是单纯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做法。作者认为，有比这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道”，即“德”和“礼”。因此，论述德和礼也就成了《尊德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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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为政》的那段话中，孔子所说两种治国方法的区别在于：前一种是“民免而无耻”，后一种是“有耻且格”。免的意思是只求避祸，但不能感其心，所以说无耻。有耻则其心感动，“格”是“至”的意思，则民归于礼。这与《尊德义》所说“凡动民必顺民心”之说也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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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郭店《缁衣》中也出现了和上述《论语》“道之以政”章对应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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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劝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免心。故慈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诗》云：“吾大夫恭且俭，靡人不敛。”《吕刑》云：“非用臸，制以刑，惟作五疟之刑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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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虽然有较大的区别，但其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论语》中的“道”，通“导引”的“导”，与“教”的意思相同。《尊德义》中就把“教道”连称。至于“长民者”的称呼，不见于《论语》，但《缁衣》中却不只一见。假设是《缁衣》引用《论语》的话，可以看作是为了适应《缁衣》的风格而做的改变。而相反的情形似乎是较难理解的。这里附带提一下《坊记》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其中直接提到了《论语》，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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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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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先以“子曰”的形式提出一个主张，然后引他书以为证。《论语》之名，王充认为要到孔安国之后才出现，(38)很多学者据此以为《坊记》中的“《论语》曰”一定是后来孱入，其实不必然。(39)值得注意的是，《坊记》和《论语》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除了上一条之外，还有几处的文字都和《论语》脱不了干系。我们试比较如下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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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坊记》：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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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未若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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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坊记》：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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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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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坊记》：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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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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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看起来都像是《坊记》在发挥《论语》的意思。《坊记》的情形，和《缁衣》应该是相似的。沈约以为《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和《中庸》四篇，都取自《子思子》，表明这四篇可能与子思的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许我们可以相信，《坊记》的某种形式的传本，在战国中期已经存在，如《缁衣》一样。但其中所引用的“《论语》曰”，是否在这个传本中就有，还是后来在编入《礼记》的时候才加入的，实在不好判断。因为从《缁衣》的情形来看，《礼记》本就加入了一些文字，特别是称引其他文献的文字。但是，也不能就说《坊记》中的“《论语》曰”一定就是后来加入的。看来，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最好把这个材料束之高阁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推论的话，考虑到《论语》的编纂和曾子学派的密切关系，再考虑到曾子和子思的密切关系，绝对不能否认子思学派传述《论语》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的。另外，从文体上来看，《缁衣》的每一章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子曰”，二是解说，三是引经据典。这应该较单纯的记载孔子言行的文本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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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衣》的特点，是每一章都冠以“子曰”的名义，似乎是孔子说过的话。如果我们相信《缁衣》的那段文字是依据于《论语》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缁衣》中其他不见于《论语》的“子曰”内容的性质是如何的？可以假设两种情形。一种是作者从其他的途径得到了很多孔子的遗言，一种是大部分出于作者的依托。需要连带处理的是《孟子》中许多不见于《论语》的“孔子曰”。因为如前所述，《孟子》中和孔子有关的记载见于《论语》者固然不少，但是不见于《论语》者却也一样的多。可以肯定的是，不能想象《论语》中包括了所有的孔子言论。因为《论语》的编者中不会包括所有的孔门弟子，这就存在着以其他形式传述孔子言论的可能性。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论语》之外的很多孔子言论是属于依托性质的。这样的话，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区别出这些依托的言论，而得到那些真实的东西。客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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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缁衣》或者《坊记》等来说，大部分的“子曰”属于依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本书关于《缁衣》的讨论中，我曾经指出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其中和《论语》相关的那段文字，也在很大程度上做了改变，以适应《缁衣》的风格，或者说《子思子》的风格。这和《语丛三》以及《尊德义》的做法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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