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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兴趣是相对于修身齐家而言的。孔门弟子曾经被分成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德行科偏重于修身，如颜回、闵子骞等。政事科当然是偏重在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如冉有、仲弓。子张虽然没有被看作是四科中某一科的代表，但他与政事和文学似乎是比较接近的。子张对政事的兴趣见于他向孔子提出的问题上，大凡“问何如斯可以从政”、“问政”、“问干禄”、“问达”等，都集中在政治的方面。子张提到的令尹子文和陈文子，也都是有名的政治家。孔子很显然知道他的兴趣所在，所以当子张问仁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恭宽信敏惠”，明显偏重到政事上来，而与回答其他弟子同样问题的内容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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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对历史的兴趣在弟子中间也是很突出的。他对《尚书》好像很有兴趣，《论语》中唯一一例孔子和弟子讨论《尚书》文句的记载就是子张提出的，这就是关于“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高宗指的是殷代的武丁，也算是有名的贤君。从这点来看，《尚书大传》中有很多和子张有关的段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令尹子文和陈文子不消说也是已经过去的人物。子张还提出过十世以后如何的问题，引出孔子著名的三代损益之说。可见他有着开阔的视野，绝不满足于当下的情形的。孔子也教导他要因循前代圣人的足迹，所以当子张问“善人之道”的时候，孔子答之以“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正是要子张效法前言往行的意思。而子张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子张氏之贱儒是“禹行而舜趋”，大概就是因为子张太重视先王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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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语》中的子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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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论语》一书，乃众弟子门人所编。全书二十篇，每篇多有固定的主题。而且各篇应该成于不同的儒者团体之手，所以篇与篇之间或有重复者。子张氏之儒对于《论语》的形成当然有其贡献，这从“子张书诸绅”的那段记载可以看出。以篇为单位而论，最值得怀疑为子张氏之儒作品的是《子张》和《尧曰》两篇，这也是现行《论语》传本中位居最后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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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篇的体例在《论语》中独树一帜。它全部记载的是孔子弟子的言论，显示出它编定的时候，这些弟子们已经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角。该篇共涉及到有子张、子游、子夏、曾子和子贡五人，除子贡外，其余四人都是孔门后进弟子中的杰出者。怀疑这篇为子张氏之儒编撰而成，主要基于如下的三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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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张在该篇提到的五子中虽然年龄最小，但他的话却是被放在篇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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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中记载了子夏之门人向子张请教的对话，以及子游和曾子对子张的评论，似乎子张是一个中心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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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末提到了陈子禽，和子张一样，也是陈国人，应该是交往密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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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子张氏之儒仍然是活跃在儒家的整体之内的。并且，它正是在这个整体中来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子张》篇的倾向，我觉得是突出七十子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共同性。它借子夏门人和子张的对话来突出子夏和子张的差异，借子游对子夏门人的评价来强调子游和子夏的不同，还借子游和曾子对子张的评论来表现他们之间的距离。这种划清界限的做法，正是子张氏一派欲自成一家的强烈信号。篇末借子贡之言来推尊孔子，也是以孔子嫡传自居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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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曰》篇的体例在《论语》中也是特殊的。它开始就是尧命舜的话，然后依次提到了禹、汤、武王和孔子，颇有些后来道统说的雏形。这种历史感与子张“禹行而舜趋”的崇古倾向是吻合的。碰巧的是，篇中唯一提到的弟子就是子张，他向孔子请教从政的问题。这为我们的推测增加了些可能性。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尧舜禹之间相传的箴言，据记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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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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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允执其中”的提法，如历代注释家已经指出的，和中庸的主张是一致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最接近它的提法实际上是孟子提到的“子莫执中”。《尽心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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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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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批评了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杨子的为我，一是墨子的兼爱，一是子莫的执中。孟子最推崇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的作风，就是“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则仕”（《公孙丑上》），这乃是随心所欲而不逾距的表现。所以对于杨朱和墨翟固然是严辞漫骂，就是对子莫的执中，也是持保留态度的。孟子认为执中必须和权结合起来，如《离娄上》所说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只有中而无权，就和“执一”就没有什么不同。子莫其人，钱穆以为就是《说苑·修文》提到的颛孙子莫，也就是子张的儿子申详。(8)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尧曰》篇就为申详所编，也未可知。所以在篇首就借尧、舜、禹相传的箴言来宣传执中的道理。从这来看孟子的批评，也许正是针对着《尧曰》篇所说的“允执其中”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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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张与子夏、子游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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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太史公的说法，孔子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七十余人。这七十余人中，真正著名的也不算太多。除了四科十哲以外，大概就是曾子、子张、有若、以及传易的商瞿了。这些人一同随夫子受业，大方面的旨趣当然是相同的。但我们若着眼于儒家分化的立场，自应注重其不同的方面。就子张和同门的关系而言，最值得注意是他和子夏、子游的关系。这三个人在孟子和荀子中常常被一并提到，而且子夏和子游是孔门“文学”一科的代表，地位特殊。所以讨论子张与二者的关系对于了解儒家的分化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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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和子夏这两个人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以至于孔子在世的时候就已觉察。所以当子贡问二人于孔子的时候，他得到的答案是“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按照孔子的说法，过和不及并没有好坏之分，但这评价足以显示出两人对立的思想性格。不及的话当然会有些拘谨，专注于小节，而遗忘根本；过的话不免有些豪放，不切于实际，或致远恐泥。有几个例子足以说明子张和子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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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论语·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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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礼记·檀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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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曰：孔子过康子，子张、子夏从。孔子入坐，二子相与论，终日不决。子夏辞气甚隘，颜色甚变。子张曰：“子亦闻夫子之议论邪？徐言誾誾，威仪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让，巍巍乎，荡荡乎，道有归矣！小人之论也，专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喷喷，口沸目赤。一幸得胜，疾笑嗌嗌。威仪固陋，辞气鄙俗，是以君子贱之也。”（《韩诗外传》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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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前后呼应，和夫子对他们的评论是若合符节的。前一个是关于“交”的看法，子夏以我为主，抱的是慎交的态度，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子张则于众人无所不容，一切随人。第二个例子好像是有意的设计，以帮助说明孔子的评价。子夏对于礼，是弗敢过也；子张的态度则是不敢不至。至于第三个例子，更是借子夏的局促来显示子张的大器。看来，子张和子夏在儒门中的取向和气象确实不同。子张喜欢从根本处着眼，我们看他说“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见危致命，见得思义”，都透显着这种精神。而子夏则主张从小处做起，“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强调从日常的学问上做工夫。对于子夏的这一点，子游也是颇有微辞的。《子张》篇也记载了一段子游和子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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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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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批评子夏之徒有末而无本，留意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礼仪的东西，而不悟背后的根本。子夏则认为对君子之道的了解，要有始有卒，好比是草木，先看到末稍，而后及于根本。这很显然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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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的儒生们看来，子夏是孔门传经中最重要的人物。夫子死后，子夏居魏西河教授，并为文侯的老师，算是弟子中很风光的一个。但是在同门之中，他得到的称许并不算多，互相的交流也很少。《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老而丧其子又丧其明，自以为无罪而遭到曾子的批评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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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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