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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荀子批评子张氏之儒“禹行而舜趋”（《荀子·非十二子》），可知他们是十分尊崇尧舜，并努力效法其行为的。考子张本为陈人，孔子死后又主要回到陈地活动。陈乃是舜后裔的封国，对于舜自然是崇敬无比的。因此，这派儒家结合舜的事迹发挥自己的主张，正是理所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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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虞之道讲究亲亲尊贤，前者为仁，后者为义。亲亲自然是从孝开始，这本是儒家的通义。但“孝之方，爱天下之民”，却又是该篇的特殊处。它把仁发挥为爱天下之民的原则，倒有些接近于墨家的兼爱。尊贤在《论语》上就说过，也是儒家普遍的主张。但由尊贤发展出禅让，说“禅，义之至也”，却也是这篇的特异处。也有点像是墨子的尚贤。曾经有人怀疑《唐虞之道》是墨家的作品，固然不对，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儒家之中，子张的一派是最宽让的了，这从《子张篇》记载的子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主张就可以看出。所以郭沫若认为子张之儒比较接近于墨家，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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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忠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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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店竹简中，《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可以说是孪生的兄弟。它们在形制上完全相同，字体也一致，与其他篇比较，则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两篇文献之间应该有某种密切的关联。譬如它们的来源可能相同，或者原本出于同样的作者。《唐虞之道》主要论述禅让的问题，而《忠信之道》中，也有“其言尔信，故但而可受也”的话，显然是承继着《唐虞之道》而来。同时，该篇把“信”作为禅让的前提，而信又是“义之期也”，与《唐虞之道》由“义”谈禅让的论调也一致。两篇似乎也做了有意的分工，《唐虞之道》论禅让主要是根据仁义，而《忠信之道》则专门讨论忠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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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在孔子那里就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弟子的记载中，孔子主要教授四方面的内容：“文、行、忠、信”，从中可见孔子对忠信的重视。就《论语》中所见，“忠信”并称的共有四处，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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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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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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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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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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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有限的四条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子张的名字。其中头两条是夫子自道，后两条则是孔子和子张的对话。忠信当然是孔子对所有弟子的教诲，绝不能说是专门为子张而发。但子张之儒把这些内容特别地记载下来，加入到《论语》中去，却足以显示出他们对“忠信”的格外重视。实际上，先秦儒家中对忠信地位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像孟子，当浩生不害向他请教“乐正子何人也”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善人也，信人也”。而再被问及“何谓善，何谓信”之时，孟子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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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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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孟子的说法，“有诸己”叫做“信”，即善的东西存在于自身。但和“充实”即善的扩充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这是把信和信人看的比较低。所以进一步的才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的说法。意思是说，当信和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信是要服从于义的。但《忠信之道》的看法显然与此是不同的，它集中阐述忠信的意义。该篇的文字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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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讹不孚，忠之至也。不欺弗知，信之至也。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恶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忠人无讹，信人不倍。君子如此，故不忘生，不倍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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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久而不渝，忠之至也。陶而睹常，信之至也。至忠无讹，至信不倍，夫此之谓此。大忠不说，大信不期。不说而足养者，地也。不期而可遇者，天也。似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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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惠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疏而貌］亲，君子弗申尔。故行而争悦民，君子弗由也。三者，忠人弗作，信人弗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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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之为道也，百工不楛，而人养皆足。信之为道也，群物皆成，而百善皆立。君子其施也忠，故恋亲附也；其言尔信，故而可受也。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是故古之所以行乎喽者，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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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忠信和天地挂起钩来了。而所谓的信人忠人，也是理想中的君子。与孟子的评价是不同的。这篇文献对忠信的论述，有如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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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论语》中虽然说孔子以忠信教授弟子，但是对于什么是忠信，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也许忠信当时本是习用的词汇，所以不需特别的解释。但作为专门阐发这两种德目的作品，《忠信之道》不能不对其有所界定。这个界定虽然是很具体的，如以“不讹”“无讹”为“忠”，“不欺”“不倍”为“信”，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政治学的倾向。它是在君民关系的层面上讨论忠信之道的，并把忠信向爱民的方向去解释。所以说“忠之为道也，百工不楛，而人养皆足。信之为道也，群物皆成，而百善皆立。”这一方面与子张之儒的政治兴趣相合，另一方面，也合乎一贯的亲民主张。如其中提到“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等，与子张所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固然一致，与《大戴礼记》中子贡和孔子论子张的一段竟也密合无间。《卫将军文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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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对曰：“……业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无告，是颛孙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则犹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则仁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为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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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功不伐，贵位不善”当然是“化物而不伐”的另一种说法，“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无告”不也正是“不讹不孚，忠之至也。不欺弗知，信之至也”的另一种表述吗？如此说来，《忠信之道》的主题与子张之儒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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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忠信之道》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是故古之所以行乎喽者，如此也。”这两个比较难认的字，据赵建伟的考证，当是“蛮貊”。这让我们想起子张书诸绅的那段话，与这里是颇可以对照的。这里说“行”，那里则是子张问“行”。这里说“蛮貊”，那里也是“蛮貊”。两相比较，我觉得，《忠信之道》很象是子张之儒对夫子之言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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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性自命出》与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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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竹简中被整理者命名为《性自命出》的文献，因为涉及到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心、性、情的学说，所以备受学者的瞩目，成为讨论最多的一篇。在现存文献中，如学者已经指出的，《乐记》、《中庸》、《大学》、《檀弓》等都和它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乐记》按旧说是取自《公孙尼子》，《中庸》是子思的作品，所以很早就有学者提出《性自命出》和子思或公孙尼子有关。另外被提到的人物还有告子，因为他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似乎与此篇接近。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却恰恰没被提及，这个人物就是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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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命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讨论人性问题的文献。其对人性的了解为我们认识儒家人性论的发展线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目前学者对该篇已经有不同的解读，这为我们下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读者仍然会注意到，在很多方面，本文的认识和要强调的重点与既有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区别。